一些中小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正在经历严峻时刻：他们债台高筑，甚至无法卖“壳”脱身。有上市民企高管指出，资金链出现问题的民营企业迫切需要“精准滴灌”：对于没有违规经营、产业符合国家政策的，要予以融资方面的支持，开展无还本续贷；对于实业经营尚可，但被体外债务拖垮的公司，可以引入产业基金接管，让民企负责人担任职业经理人；对于在经营过程中违法违规、于产业升级并无裨益的民企，应允许其破产清算。

　　转型不成

　　一家民营上市企业的实控人杨老板已连续几个月没有睡好觉，巨额债务让他无法喘息。上半年他控制的上市公司到期银行长期贷款有3亿元左右，到期的短期贷款高达16亿元。此外，上市公司还为子公司等提供担保约20亿元，担保总额占其净资产比例超过40%。别说还本，他连银行贷款的利息都无法支付。目前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与债权方商讨偿债方案。

　　眼下困境起因于转型。2015年市场资金充裕，杨老板瞄准了“军工”领域。除了杨老板略有专业背景外，资本的热烈追捧更强化了他向军工行业转型的决心。市场上的钱太容易拿到，从2015年下半年起，杨老板通过股权质押融资、配资、保证借款等方式大举借款。上市公司剥离传统业务，开始以军工企业自居。

　　融来的大笔资金，部分投资直到现在杨老板也讳莫如深，公司里更是连高管都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投资在三五年内都不会产生利润。四年后回头再看，彼时正是杨老板走向深渊的开始。

　　这种“体外黑洞”在很多民营上市公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理论上，只要持有一家上市公司20%的股份，就能支配上市公司的现金流。而2015年开始的金融“加杠杆”，让上市公司实控人的负债率大幅攀升。除军工，风电、新材料、锂电池等领域也是这些资金的去处。

　　当市场出现逆转时，上市公司实控人开启滑向深渊的第二步：上市公司的“体外黑洞”需要持续的大量资金投入。此时实控人不得不采用不当交易、违规担保、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来满足体外项目的资金需求。

　　当上市公司实控人丧失从金融机构融资的能力时，就开始借助饮鸩止渴的高利贷：借入年化利息18%以上的资金。而老板们借钱时就不打算还了。“现在回想，一家企业走向危机，大概就是经历上面三个阶段。”杨老板说。

　　负债压力

　　杨老板公司的经历与刚泰控股有相似之处。近日，刚泰控股（600687，SH）发布的公告显示，实控人刚泰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在2018年内将到期的贷款金额约14.69亿元，其中三季度内到期贷款金额约7.15亿元，四季度内到期贷款金额共计约7.54亿元，总计11笔贷款，其中银行贷款5笔，金额约5.57亿元，其他金融机构融资金额约9.12亿元。刚泰集团坦言，刚泰集团可能存在短期流动性不足的情况。

　　8月中国银保监会相继发布政策，强调应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要求进一步做好信贷工作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但这些通知中，并没有给出“龙头民营企业”的具体指标，没有明确银行机构有哪些政策支持，比如不良率容忍度、资本计提、单一集中度或监管评级等实质性优惠。

　　有银行高管指出，4月央行等部门发布资管新规以来，有关严监管的指令都是以法规或红头文件形式下发，而放松货币的指令都是以窗口指导的形式进行，导致银行实际操作中只能从严。

　　“现在并没有感到民营企业融资的放松。”另一家上市民企的高管刘先生说，“在实际操作中，就是地方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更容易得到贷款。有过征信不良记录的民企，都很难再从银行借到钱。现在民营企业持股5%以上的实控人没有能力借新还旧，没有能力补仓，甚至没有能力付利息。”他说。

　　债务压力较大的民营上市公司不在少数。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30日，沪深两市3539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半年报。其中156家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80%。

　　这些债务缠身的公司，较多地从证券公司、股份制银行那里通过股票质押获得资金。一旦这些公司经营出现问题，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也会受影响。

　　刘先生指出，与债务缠身相伴而生的是民营企业投资意愿的骤然下跌。“债台高筑，无法借新还旧导致的流动性枯竭，迫使民营企业成了‘植物人’——虽然没有倒闭破产，但已无法运行。时间拖久一点，即使再给这些企业输送资金，企业也无法恢复正常运营。”

　　债务重组

　　内外交困的杨老板目前很想把自己的公司转手让给别人。但二级市场上的“壳”资源不再那么值钱。

　　自从2016年交易所一线监管职能加强后，对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交易问询力度加强，买卖壳交易合规门槛不断提高。

　　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上市公司董监高等人员通过违规担保等方式，掏空上市公司，一直是监管部门重点监管的领域。相应地，违规担保也就成为卖壳监管的重点。

　　2018年因违规担保而被迫终止的卖壳案例是西藏发展。可见，即使杨老板想卖壳目前也不容易。

　　另一家上市民企高管刘先生建议，可以对民营企业，尤其是上市民企，进行“精准宽松”：对于有违法经营的企业，不妨趁目前“降杠杆”的趋势，允许企业破产倒闭；对于资金投向国家政策扶持领域的民企，则应当打开融资阀门，为其“输血”；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查询企业既往资金投向，了解其是否挪用了信贷资金，如果没有，则应该继续给予信贷支持。

　　刘先生表示，即使由国资接管破产的民企，也要避免资本的短视。“比如可以让政府背景的产业基金、同行业的国企接管破产民企，民企负责人可以继续以职业经理人身份管理企业。有些资产管理公司（AMC）想低价收购上市民企股份，或者借钱给即将破产的上市民企。但这些AMC借出的资金不是用于上市公司实业经营，而是用于控制股价，通过二级市场来最终收回成本实现收益。”刘先生指出。

　　但是，对于数量不算小的债务压身的民企上市公司，允许多少家破产清算也是考验监管智慧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