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札馆三记》
张瑞田著
文汇出版社2018年8月
定价42.00元
年轻的时候,急于给自己的人生建立时空坐标,所以,拼命啃大部头,啃深刻难懂的经典,企图把每一本读过的经典变成人生路上的灯光。这种生机勃勃的阅读野心,随着年龄的增长,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两年,越来越喜欢读一些轻松有趣的闲书。当阅读不再有功利心,阅读就变成了一个人徜徉山水的恣意快乐。
张瑞田的《百札馆三记》,正是一本符合我当下阅读心境的闲书。同为读书人的张瑞田,比我更早地悟出了读书的乐趣,尘世纷纷,他却在自己的百札馆里读傅雷书信,读自己收藏的作家旧信,读古人手札,每有心得,除了会心一笑,还一一记下,结集出版,与众多的读书人分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个读书人,分享自己的阅读收获,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百札馆三记》里面,我最爱的是“读傅记”,每一篇都爱。傅雷,我自以为已经非常熟悉他了,我年轻时候啃过的大部头里,有多少是傅雷的译作啊。《约翰·克里斯朵夫》《高老头》《贝姨》……傅雷的名字,早已经跟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一起,变成了我人生路上的灯光。但是,“读傅记”里的这个傅雷,是我陌生的。张瑞田先生从书信里读到的这个傅雷,比起端坐书斋翻译罗曼·罗兰和巴尔扎克的那个傅雷,要生动有趣得多,也要丰厚苍凉得多。这是一个当策展人和经纪人的傅雷,他不仅“有超强的书画审美能力,还有超强的行政协调才干,市场营销水平”,他成功策划举办了“黄宾虹八十书画展”,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在画展结束后写给黄宾虹的信里,傅雷写道:“售画总数十四万三千余元,开支总数一万五千元若。画册预约已售去百四十六本,亦有七千余元……”(《傅雷与黄宾虹八十书画展》)看到这一段,我忍俊不禁,笑了出来。这个像账房先生一样会算账的傅雷,一下子变得那么亲切,充满人间烟火气。
这是一个敢批评大师的傅雷,在写给黄宾虹的信中,傅雷毫不掩饰自己对张大千的态度:“鄙见于大千素不钦佩,观其所临敦煌古迹多以外形为重,至唐人精神全未梦见,而竞标价至五百万元(一幅之价),仿佛巨额定价即可抬高艺术品本身价值者,江湖习气可慨可憎。”(《傅雷眼里的张大千》)在达官贵人各界名流争捧张大千的时候,傅雷秉持了一个批评家的立场,张瑞田先生说,傅雷“没有被权势吓到,也没有被商业的烟尘迷住眼睛”。
这是一个会为情所困的傅雷,在写给刘抗的信里,傅雷袒露自己被美丽的“汴梁姑娘”吸引,艺术家傅雷,无力抵抗美的诱惑,但是,丈夫傅雷和父亲傅雷,依然保留着克制的理性。“不用担心,朋友!这绝没有不幸的后果,我太爱梅馥了,决无什么危险。”(《傅雷的一首情诗》)动心而克制的结果,傅雷为“汴梁姑娘”写下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诗歌。“汴梁的姑娘,你笑里有阳光……”傅雷的情诗写得真干净,这个被美打动而不滥情的傅雷,真是无辜又可爱。
这是一个敢于代表居民维权的傅雷,1961年,“右派”傅雷代表上海市江苏路二八四弄安定坊全体居民,给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写了一封维权信,要求归还“本弄七号住宅花园及里弄走道。”想到当年的气氛,不禁为傅雷捏一把汗。张先生感慨:“傅雷头戴右派的帽子,身裹政治寒气,尚能够仗义执言,为中国读书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傅雷维权》)傅雷维权的手札,语词文雅,逻辑严密,秉承的是读书人讲理的君子风度。我反复阅读,不禁心酸。“读过一通,又读过一通,我的内心十分苍凉,想象傅雷当年,写这通手札时,该有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忧虑。”张瑞田字字寒意的慨叹,撞得我眼睛生疼。
“读傅记”里的傅雷是如此丰富,独特和陌生。“旧信记”里那些当代作家,我熟悉和有交往的前辈,在给不同的人写信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个性和多面性,拓展了我对他们的认知。“手札记”里,手札和笺纸,是重要的媒介,张瑞田凭借它们,打通了古代文人、前代文人和现代文人之间的精神脉络。
《百札馆三记》,呈现出文人精神的又一个维度。书信手札所书写的,是相对私密的生活,在这个维度上,文人精神的表现,应该是更加真实可信的。
正如张瑞田在后记里所说,作品中的作家、媒体中的作家、书信中的作家,是作家的三个侧面,试图理解、认识一位作家,这三个侧面缺一不可。
张瑞田的文字极雅,情感真挚。薄薄的一本《百札馆三记》,我读了很久,一篇读过,觉得好,又回头再读,就像走进一片好风景,舍不得出去,流连在里面。(川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