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3月再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的公布时点备受关注,官方给出的口径都很相似:很快就会出炉。
目前,世界有三个公认的大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在2017年3月第一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粤港澳大湾区与这三大湾区的比较,就从未间断过。
那么,世界三大湾区能给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借鉴呢?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出炉前夕,5月中下旬,上海证券报记者实地走进了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从太平洋西岸到东岸,再到大西洋西岸,从鳞次栉比的闹市区到紧致有序的企业园区,再到风景如画的大学校园,与当地的政商学界人士深度探讨,带来成熟湾区的发展经验与启示。
政策:有形之手需合理边界
主要得益于政策推动的东京大湾区模式,在美国学者看来,似乎并不可取。“政府应该做减法,政府的作用是将不利于企业发展和成长的阻碍减掉。”
5月中旬的东京,绚烂的樱花早已从枝头落下,取而代之的是满树的葱葱郁郁。早晨,匆忙的人群从各个地铁口涌出,旋即进入高楼大厦。工作时间的东京街头,没有喧闹的人潮和拥挤的车流,甚至让人难以相信来到了一个拥有1300多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
作为目前世界上GDP最高的大湾区,东京湾区以金融和制造业为特色,汇集了丰田、索尼、佳能、NEC、软银等世界顶级企业。然而,很多当地人并不太愿意接受大湾区的说法,他们更乐意称之为东京大都市圈。
在日本瑞穗银行总部,该行广州分行拟任行长中村伸吾告诉记者,东京大都市圈以东京湾为中心,纵深达80公里,由“一都三县”(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共同组成,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城市基础设施最为完善的第一大都市圈。
虽然面积只占日本全国的3.5%,为1.36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占日本全国的18%,GDP更是占到日本全国的一半左右,人均GDP约4.5万美元。
东京大都市圈的形成,主要得益于政策的推动。东京原名江户,150年前成为日本首都,其现代产业肇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依托东京湾的优良港口建设了临港工业,如纺织、机械加工和钢铁产业等。
二战结束之后,日本确立了以出口产业为导向的经济政策,迅速恢复了经济,并进一步加速了城市化进程。
目前,东京已经形成了两大工业地带——向西(川崎市和神奈川县方向)的京浜工业带和向东(千叶县方向)的京叶工业带。这两大工业带又与东京的金融、总部、研发等功能相辅相成,是东京大湾区成为世界综合性湾区的成功经验之一。
瑞穗银行国际战略咨询部总经理盐饱启一郎对记者表示,东京成为金融中心,得益于日本的产业政策。“从产业发展顺序看,一开始东京主要是发展出口型产业,围绕于此,服务于出口型产业的行业如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业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积累。
到1990年左右,日本出台了强化金融管制政策,使得金融业得到了保护。再到后来,随着国际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出现,日本放松了金融管制,实施金融自由化发展的政策。可以说,东京先有贸易中心,再有后来的金融中心地位。”
不过,东京湾区的模式,在太平洋对岸旧金山的高乐德(Claude Leglise)看来,似乎并不可取。高乐德是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院(SRI International)创新中心总裁、副院长。
“此前,日本出台产业政策,向半导体、芯片等产业投入数百亿美元,但现在看来是失败的,同样还有日本的氢能源驱动汽车。人力、物力投错了地方,并没有得到善用。这完全是政府在资金分配方面管理不当导致的。”高乐德认为,政府要发挥作用,但需要长远的目光来制定出大的方向,而让市场去自我寻找痛点。
“政府应该做减法,政府的作用是将不利于企业发展和成长的阻碍减掉。”这样的观点得到很多美国学者的认同。
曾担任过新加坡驻中国外交使节的斯坦福大学叶教授(Prof. Vincent F. Yip)认为,政府可以进行干预,这些干预主要在于建立最基础的一些规定,比如制定空气的标准、食品药品的安全标准等,并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斯坦福大学首席财务官、斯坦福商学院会计学、经济学及投资学教授克里斯·卡内洛斯(Prof. Chris Canellos)告诉记者,硅谷的成功有部分来自于政府因素,比如实施税收减免返还、对高新技术企业优化土地出让政策、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进行基础研究等。与此同时,政府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还在于建立法治环境。
原丝路基金董事总经理、广州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兼特聘教授王建业对记者表示:“从三大湾区的经验来看,政府的有形之手关键在于要有合理的边界,政府的主要精力应致力于建设软环境。软环境的范围包括优化营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建设国际学校等多个方面。”
人才:自由流动和创新精神
旧金山湾区的核心是硅谷,“硅谷的成功因素只有两点:技术的共享和人才的流动。”
旧金山湾区的核心是硅谷,是旧金山市和圣何塞市之间一块30英里长、10英里宽的狭长地带,却是世界高科技的代名词,也是全世界高端人才汇集之地。
硅谷,有来自于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科技人员超过100万人。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精英人才,尽管肤色、母语、文化背景、生活习惯、专业特长等各不相同,但他们却汇集于此。在旧金山有一个说法,“IC”才是硅谷的动力,这不仅是集成电路的缩写,也是印度人(Indian)和中国人(Chinese)的简称。
“硅谷的成功因素只有两点:技术的共享和人才的流动。”山景市((Mountain View))市长伦尼·西格尔(Lenny Siegel)向记者介绍硅谷的情况时说。山景市被诺贝尔奖得主、在贝尔实验室期间与他人共同发明晶体管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称为“真正的硅谷诞生地”。
伦尼·西格尔说,在谷歌工作的员工,很可能会跳槽去其他公司,也有可能选择辞职创业。硅谷就是一个只要有好的想法就能建立企业的地方。这正是山景市有如此多创新公司的原因之一。
“但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人才的流动,可能会带来知识产权的侵犯。”他说。
据伦尼·西格尔介绍,硅谷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的兴起得益于斯坦福大学。当年,斯坦福大学专门建立了一个帮助科学家、工程师、研究员们的社区机构,让他们能够得到资助,从而帮他们实现好点子。
到上世纪70年代,硅谷成为半导体设计和生产中心,1971年,一位名叫唐·霍夫勒(Don Hoefler)的记者,在《每周商业》报纸电子新闻中,最早使用了“硅谷(Silicon Valley)”一词。硅,是指多数企业从事与由高纯度硅制造的半导体有关;谷,则是源自于圣塔克拉拉谷(Santa Clara Valley)。
在位于硅谷的谷歌总部,记者碰到了来自中国的卓佳及他的同事张莫杨等人。几年前,他们大学毕业后到美国深造,之后便留在了谷歌,做起了工程师。
在回答究竟是什么原因吸引他们留在谷歌时,他们说,并不是因为谷歌提供了高收入。“在谷歌的收入相对并不是很有优势的。之所以喜欢留在这里,是因为这里有自由开放的工作氛围,能实现自己的想法或者创意,工作同事也都是来自于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同时,谷歌对员工的道德要求甚高,并让员工很有归属感、荣誉感。而且,每个月,谷歌的两位创始人都会开一次全体会议,给每一位员工零距离接触的机会。”
记者了解到,硅谷是全世界一个小时车程区域内人口平均年龄最低的地方,只有27.5岁。就是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开设了6000多家IT公司和8000多家生物医药或生物工程公司,去年带来了4400多亿美元的产值,吸引了美国4000多家风投机构滋生于此,占到全美国风投机构总数量的近一半,风投资金则超过半壁江山。
在纵贯硅谷的“101号高速公路”两侧,数以千计的高科技公司正在发明和创造着足以改变人类的科技产品,甚至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硅谷,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而是精神的象征。”高乐德对记者如是表示。在硅谷,年轻的精英们写下了硅谷精神——允许失败的创新,崇尚竞争,平等开放。
在美国学习、工作和生活20多年的美中硅谷投资有限公司总裁王旸给出了他对硅谷的定义——硅谷是人才、信息、资本在大学、初创企业、大集团之间有序流动和再配置的地方。
王旸说,人才是指来自于全世界的人才,资本来自于全美国最多、全世界最集中的风投机构,在大学初创的企业是小鱼小虾,大企业集团则一年要吃下很多小鱼小虾,才能健康成长,实现有序流动。假如一旦半导体行业出现衰落,硅谷又会形成其他新的前沿科学,再实现新的配置。
“独角兽”企业大疆创新公关总监谢阗地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道:“我们并不需要怎样特殊的扶持政策,只希望政府能够出台有效的政策,把人才吸引到深圳就行了。”
开放: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纽约,纽交所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吸引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企业在此上市。开放,意味着更多的合作机会,意味着更大的发展空间。
当硅谷的年轻人在舒适的气候中徜徉时,在纽约湾区的精英们则西装革履地挤进一条数百米长狭窄街道旁的“水泥森林”中。与聚集在斯坦福大学旁沙丘路(Sand Hill Road)的风投机构不同,纽约华尔街的金融大亨们更喜欢耸入云霄的摩天大楼,尽管这里显得特别拥挤。
在华尔街拐角南侧,纽约证券交易所位于百老汇大街18号,在高楼林立之下并不起眼,但这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企业在此上市。仅就中国企业而言,迄今已有近90家企业在纽交所上市,其中不乏大型国企、高科技企业和金融企业,总市值超万亿美元。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选择在美国上市。据纽交所上市服务部副总裁克里斯·泰勒透露,2017年共有89家公司在纽交所上市,融资总额达310亿美元。目前,纽交所现有45个国家2300多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25万亿美元,其中,在纽交所挂牌的非美国公司数量已超500家。
在纽约曼哈顿岛另一街区的时代广场(Times Square),因其繁华程度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汇聚着众多高科技公司的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选择在此设点,招徕着来自全世界的游客。目前,有超过110家中国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
开放,意味着更多的合作机会,意味着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中国宣布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后,更多的金融就业机会或将出现,我们目前正在捕捉和寻求合作机会。” Park Sutton投资银行创始人史蒂芬·莱维特(Steven M.Levitt)告诉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金融机构在纽约设点,也越来越活跃,这也让他们更容易找到与中国的合作机会。
瑞银集团高级副总裁詹姆斯(James J Shea)正在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信息。他在纽约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发展非常乐观。“那里营商环境不断优化,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进一步加大,同时具备硬件与软实力,而且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高乐德曾任Intel英特尔风险投资副总裁,负责在25个国家进行150多个股权投资。在他看来,目前全世界有三个地方是创意、资金和创业文化融合的地方,非常值得投资。一是硅谷,二是以色列,三是中国的深圳、广州、香港等所在的珠三角地区。目前,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在珠三角地区已经有一些投资和合作项目。
盐饱启一郎说,东京在参与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中有着强烈的危机感,目前东京落后于纽约、伦敦、香港和新加坡,处于第五位,日本政府已制定了相关的政策。
就瑞穗银行而言,将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在全球经济复苏、日本经济低增长之下,要扩大在全球的业务,特别是新兴市场的业务,分享全球经济增长的成果;二是发挥搭桥引线的作用,进一步加快中国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到日本进行投资。
记者注意,尽管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尚未出炉,但扩大开放的方向已然清晰。一个月前,广东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强调,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围绕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认真落实国家即将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以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重点,着力推动大湾区在科技创新能力和生态环境质量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建议:前瞻规划和环境保护
硅谷、东京都曾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代价,给出的启示就是要注重前瞻性规划,并将环境保护放在重要的位置,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未来。
在走访世界三大湾区过程中,专家学者们不止一次向记者提到不能忽视环境保护的问题,为治理环境污染而买单的代价是异常沉重的。
克里斯·卡内洛斯告诉记者,硅谷起初的发展,并没有关心到环境保护问题,使得当地的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到最后不得不花费巨额的代价。
时间翻回到1981年,圣何塞南部的饮用水突然变得不能喝了,被附近的仙童半导体公司及IBM公司的设备泄漏污染了。1981年,由于有毒溶液泄漏,仙童公司不得不花费1200万美元更换土壤和监测水质,最终仙童公司因付出严重代价而消亡。
1983年,AMD泄漏化学品污染了附近的土壤和水,随后也花费巨大的代价进行补救。资料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8年,AMD及附近几家公司将其泄漏源附近的土壤和水抽出并放入过滤系统进行处理,其间共有2.31亿加仑(约合87.44万立方米)的水被抽出并过滤、净化、更换,代价高昂。
东京湾区在前期的开发建设过程中,教训也非常深刻,钢铁、化工、造船等重污染企业将废水废料直接排入东京湾,大规模填海造地给自然环境带来破坏,冒着浓烟的大烟囱也让东京看不到蓝天。从上世纪70年开始,东京用了30多年时间,才让环境情况得以好转,但当时造成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除。
硅谷、东京都曾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代价,给出的启示就是要注重前瞻性规划,并将环境保护放在重要的位置,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未来,做到规划的长期性、一致性、协调性,不能做破坏性开发、无序性开发。
提到未来产业发展的机会时,高乐德认为,环境、人口老龄化、交通、农业、脑科学、医药、教育、太空等8个产业领域,存在无尽的创新和发展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