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笔者一篇拙作试图梳理２０世纪中国成就最高的文学领域——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其中将柳青与赵树理所代表的以社会历史视角观照乡村世界的史诗传统，与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批判传统，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诗化浪漫传统并置，构成２０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三大主流传统。今天，笔者要讨论的是柳青个人的文学经验在他所代表的传统中的特殊性，以及这种经验对２０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当代文学传统的形塑作用。
一、柳青与赵树理：同一传统中的不同经验
笔者之所以将柳青与赵树理视为同一种传统的代表者，主要是由于：１、他们的文学写作都是从社会历史的维度上去观照和表现乡村世界的；２、他们的主体意识中都有转向农民立场的自觉性；３、他们是践行毛泽东《讲话》精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两个最主要的代表作家。然而，柳青与赵树理，作为两个有着完全不同文化根基和文学知识谱系的作家，在以同一题材、同一视角和相似的主体意识的写作中，却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文学经验。
赵树理的文学经验，概括地讲，更多地来源于农村生活、农村工作经历和民间文化传统。其语言方式，审美趣味几乎全部来自民间。无论是方言俚语的大量使用，还是穿插在作品中顺口溜、快板书、绰号，都是他所书写的农民自己的言说方式。笔者并不认为这仅仅是赵树理的一种叙事策略，或者语言个性、文学风格，更重要的是赵树理主体立场中自觉地“去知识分子化”的表现，也是十七年及其前后历史中，知识分子政治地位和文化身份在文学写作中的具体表现。因为，在期间很长一段时间内，知识分子是作为改造对象而存在的，是被改造者，而农民是改造者，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必须向最典型的劳动人民——农民——学习。作为作家，首先是要向劳动人民学语言。赵树理之所以被誉为人民作家，并被确立为“赵树理方向”，正是由于他是向人民群众学语言学得最像的一位作家，是自觉接受农民改造最彻底的一位作家，也是去知识分子化最坚决的一位作家。
柳青则不同。柳青的文学经验的来源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民间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柳青的知识谱系中占比不是很大。他的学习经历和阅读经历，是以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西方文化和苏俄文化为主的。据其女刘可风的《柳青传》记载，从１１岁在佳县螅镇读高小，到随其兄到米脂县东街小学读书，就开始接受包括其兄在内的从北京回来的进步大学生的新文化、新思想教育。其后在绥德师范、榆林六中、西安中学读书期间，阅读了鲁迅、茅盾等大量五四作家的作品。同时，他从初二开始研习英文，后来便可以阅读、翻译英文原著，翻译了一些外国的短篇小说。１９３７年，柳青考入抗战时期的西安临时大学俄文选修班，开始从事苏俄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工作。在《创业史》写作过程中，柳青因内外交困一度陷入苦闷期，搁笔一年（１９５７年）。在这一年中，他除了参加黄埔村的劳动和工作外，潜心阅读他认为具有参考价值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主要有：高尔基的《母亲》、《福玛·高捷耶夫》，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以及雨果的《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以及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此外，还有中外文论，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托尔斯泰的《艺术论》等等。刘可风女士记忆中的这个书单，足以说明柳青文学经验来源的丰富性，足以说明柳青文学经验绝非一个来自民间可以概括的，而是具有具有比较开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也足以说明柳青经验是来自中外多重文学传统的复杂经验。
因此，柳青与赵树理虽然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及从社会历史视角去观照农村社会等方面，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但他们个人的文学经验却截然不同，构成了同一传统中的两种不同的经验。
二、仁爱与悲悯：另一个意义上的柳青经验
柳青作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开创者之一，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但柳青的现实主义精神与现代文学史上的其他现实主义代表作家有着根本的区别。
现实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基本的文学艺术精神和方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出现多种歧义，也形成了多个变种。特别是由于现实主义精神在哲学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反映论的契合，现实主义被加上了意识形态的光环，出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八十年代以来又出现了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新写实等等。回顾新文学以来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历程，现实主义主要经历了这样几个历程。
首先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所延续的其实就是１９世纪欧洲，特别是俄罗斯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鲁迅与这一传统在精神上和方法上都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唯一的区别是批判对象和文化语境的不同。如果说鲁迅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话，那么，这一传统就是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一种以文化批判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一传统与其他现实主义传统相比，最突出的标志就是作家的主体意识中的批判精神。鲁迅正是由于这种富有启蒙意义的文化批判精神，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的。而奇怪的是，鲁迅的学生胡风，却因为将鲁迅的这种批判精神概括为其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主观战斗精神”，而被定罪为“反革命”。
建国后，建立在机械唯物论和庸俗反映论基础上的现实主义理论，在强调反映客观真实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无视作家艺术家的主体意识，或者完全以国家意识形态置换了作家艺术家作为个体的主体意识。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以后。柳青的现实主义探索正是发生在这一过程之中。他所面对的也正是个体主体意识与反映客观真实之间协调与融合的难度。所谓另一个意义上的柳青经验也正是这种协调与融合的结果。那就是柳青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最大限度地反映客观真实的同时，也持守了一个作家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个体主体意识：仁爱和悲悯。
在所有关于柳青的研究中，这几乎是一个没有被人谈论过的问题。人们更多地是在谈论柳青如何深入生活，如何去艺术地反映农业合作化道路和农民生活的变迁。而柳青何以用１４年时间去和农村普通劳动者融为一体，何以过着简朴，甚至困顿的生活坚持书写农民？人们当然可以说他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追求，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我相信，这些绝不是柳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全部动因。为了艺术，他还有别的路径，还可以开辟不那么艰苦的路径。为了政治，事实上柳青深入长安县黄埔村，潜心写作《创业史》的行为，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政治层面的支持和肯定，而是遭到多方非议和阻挠。笔者以为，真正让柳青选择了这样一条现实主义道路，并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坚持下去的正是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的主体意识，那就是他对农民的仁爱和悲悯。这种主体意识不仅可以从柳青的作品中，也可以从他在黄埔村的生活经历中得到证实。
柳青的爱可能不是来自西方的博爱，更有可能是来自中国传统的仁爱。柳青的悲悯也可能不是以救世主姿态发出的同情，而是出自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对农民苦难的深切体验和感同身受。《创业史》本来就是从苦难写起的。民国１８年陕北大旱，哀鸿遍野，灾民流离失所，而蛤蟆滩上的梁三老汉发家未果，却又丧妻，于是他收留陕北灾民中的一家母子。由此开始了一家孤儿寡母和一个老鳏夫的创业史，也开始了小说《创业史》的故事。梁三老汉的行为属于自救，也属于救人，特别是他视捡来的养子若己出，并扶持其走上独自创业的道路，这里面包含了充分的仁爱。《创业史》出版后，评论界之所以认为梁三老汉的形象塑造得最为成功，其原因除了评论家们所说的因为梁三老汉是中国旧农民的典型代表外，更重要的应该是梁三老汉形象中包含了柳青对农民生存境况的更多的体验、体认和关切。因此梁三老汉形象的成功透露出柳青对农民最本真的态度，那就是悲悯。同时，梁生宝能够忍辱负重，带领与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一群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也应该不完全是因为他作为新农民的政治觉悟。因为对于一个最底层的，没有受过系统文化教育和党的教育的农民来说，能有多高的政治觉悟恐怕不能有过高的期望值。笔者认为，这个人物的行为更多地应该是从作者柳青的主体意识，到作品中自己的养父梁三老汉身上的仁爱精神的一种延续。
如果说柳青在《创业史》中的这种仁爱和悲悯，被强大的政治意图的解读所遮蔽的话，那么，柳青在黄埔村的生活经历更能够让我们确认他的这种主体意识的存在。据笔者在黄埔村采访，以及一些资料记载，柳青在黄埔村时自己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却从来不给同村的农民增添任何负担，即使是一些关系十分密切的邻里给他家送几个鸡蛋，或者村里有农家杀了猪，给他送两斤猪肉，他都一定要用秤称了，按照市价付费，否则坚决不要。而他自己却将《创业史》所得的全部稿费一分不留地捐给当地政府，用以修医院、修农技站、修桥等。这些行为，不仅使得一些曾经与柳青有过交往的农民至今感动得痛哭流涕，而且与今天的作家艺术家的某些行为形成了极大反差，更重要的是我们由此看出了柳青对农民深切的仁爱和悲悯。
值得深思的是，柳青对农民的这种仁爱和悲悯，既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不是单纯将农民作为一个审美对象，作诗意化的审视与观赏，更不是将农民置于很高的政治定位加以肯定和颂扬，而是将自己融入农民生存体验的深处，表达出来的赤子般神圣的情怀。
三、柳青经验对当代文学传统的形塑
一般来说，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时代的文学传统，应该是指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由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经验构成的某种一以贯之的文学思想和实践。然而，中国当代文学传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首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形成了多个层面的不同传统。譬如精神传统、叙事传统、美学传统等等。其次，当代文学中不同文类有不同的传统，譬如诗歌有诗歌的传统，小说有小说的传统。同时，中国不同区域的文学也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传统。因此，本文所说的当代传统，仅仅指与柳青经验相关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
本文之所以认为柳青经验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形成具有某种形塑作用，是因为：第一、柳青的代表作《创业史》是当代长篇小说开创期（１７年）的主要代表作。“三红一创”作为十七年长篇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应该是没有异议的。而“三红一创”中书写农村题材和当代生活的只有《创业史》一部。第二、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中成就最高的领域。而柳青的《创业史》是建国初期的１７年中成就最高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第三、柳青的现实主义小说写作直接影响了后世的大量作家，特别是第二代文学陕军，其中一些在柳青影响下开始写作的作家，成为文革后新的代表作家。基于这三个理由，笔者认为，有必要检讨一下柳青经验对后辈作家到底形成了怎样的影响，进而形塑了中国当代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
首先，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都是柳青留给当代文学的最重要的文学遗产。这一遗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重要的传统。在十七年，深入到底层的中国作家非独柳青一人，又何以称为柳青经验呢？权且不论《创业史》在十七年长篇小说中的标志性意义，仅就深入生活本身而言，当时绝大多数作家是在自己的家乡深入生活，如赵树理、周立波、浩然等这些与柳青同时代、同类型的作家。这些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基本仰仗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文化上的同一性。而柳青作为陕北作家，仅在陕甘宁时期在陕北米脂县做过几年乡文书，更多的是他在地处关中的长安县黄埔村完全以农民的身份居住１４年之久。在陕西，陕北和关中尽管是同一个行政省份，却在文化上完全不属于同一版图，甚至在地理地貌，劳作方式，人的个性和文化心理上具有很大的反差。关中是中国主流文化的主要传承区域，而陕北在历史上则是胡汉文化、南北方文化的交汇之地，柳青的家乡吴堡，史书上有“匈奴修筑吴儿堡”的记载，就是当年匈奴屯集被俘汉人（匈奴成汉人为吴人）的地方，并因此得名，所以是典型的胡汉文化、南北方文化的交汇地。在这个意义上说，吴堡人柳青深入到关中长安，几乎是进入了一个异质文化版图，是在一种文化差异性中去体验农民生活的。因此，柳青经验的形成本身就需要克服文化差异性带来的难度，需要具备超越文化差异性的心理能力。这对其后的作家扩大体验生活的广度、加深体验生活的深度，提高体验生活的精神高度，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其次，柳青在各种文学传统，特别是外国文学传统逐渐式微的１７年，在叙事领域延续了法国文学、苏俄文学的传统。１７年和文革十年是各种文学传统在中国大陆逐渐断裂的时代，因此，对中外文学传统的接续便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当时的长篇小说作家中有三位是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位当然是赵树理对民间文学传统的加入与延续；一位是梁斌的《红旗谱》在叙事上对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传统的接续；最重要的一位便是柳青对欧洲小说叙事传统的借鉴。而这三位作家所延续的传统，在文革结束后的当代文学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当数柳青。特别是对路遥、陈忠实等陕西作家的影响几乎是直接的。路遥曾经坦陈自己是沿着柳青的足迹走上文坛的。路遥最初的写作动机就是想写一部像柳青的《创业史》那样的小说。陈忠实曾经在接受笔者的一次访谈中，讲述了《创业史》最初在《延河》杂志发表时对他文学初心的强烈冲击６。而《创业史》对路遥、陈忠实的冲击，除了其对现实的深入把握和真实表现外，就是柳青精湛的叙事，因为在当时的情境中，这些本来就来自农村的陕西作家，《创业史》中的农村生活他们本来就很熟悉，并不会产生多么大的震撼与惊奇，而当时文学叙事的简单化、人物塑造的类型化和模式化，却强烈地反衬出柳青在叙事与人物塑造中的深厚功力和独特方式。而柳青这种叙事与人物塑造的功力和方式，正是来自欧洲文学传统。此外，路遥对苏俄文学传统的延续，陈忠实对拉美文学的借鉴，也正是柳青对外国文学传统的态度的一种延伸。
第三，柳青以仁爱和悲悯为核心的主体意识，构筑了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主客体关系。当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学术界在反思的基础上，开始讨论文学形象的“性格组合论”和文学的“主体性”问题时，直接以鲁迅的作品为范例，而似乎忽视了柳青的《创业史》在人物性格塑造和在一个主体沦丧的时代对主体性的坚守。事实上，评论家公认的《创业史》中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梁三老汉，以及梁生宝、姚士杰、郭世富等，都绝非扁型人物，而是一个个矗立在蛤蟆摊上的地道的“圆型人物”群像。而柳青对农民的仁爱和悲悯，应该是一种隐含的，无声的主体意识，而且是一种在主体缺位时代的主体意识。被刘再复深度解读的鲁迅，对其书写的农民的最基本的主体意识，是那句被广泛传颂的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柳青至今不被人知的对其书写的农民的主体意识则应该是：悯其不幸，为其抗争。柳青所以没有“怒”，是因为其“仁”，是因为他对农民悲苦和不幸的深度体验和感同身受。于是，柳青将鲁迅的“怒”转化为投身于农民的生活之中，并用行动去改变其命运的行为。他直接加入到农民的生活和生产当中，用自己的智慧和仅有的财富（稿酬），去帮助农民，并用自己的笔，用小说，去为农民探索生存之路、创业之路。这难道不是一种更加强大的主体性吗？
尽管柳青的主体性被批评界忽视了，但他对其所书写的农民的态度和立场，却在其后书写农民的作家中被延续下来了，而且变成了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传统之一。文革后的作家中，高晓声、路遥、陈忠实等一大批后辈作家对待农民的态度更加接近于柳青。这种态度中更多地透露出柳青式的仁爱与悲悯。
一个作家与一个时代的相遇或许是偶然的，不可选择的。但重要的是一个作家能否在与时代的偶然相遇和诸多不可控因素中，坚守自己真实的文学精神。柳青与１７年，与文革的相遇，所导致的其文学精神与时代潮流的错位，已经使得柳青及其《创业史》所创造的文学经验的评价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问题，以至在批评界众说纷纭。然而，一个作家不管遭遇了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与他的文学精神产生了多么严重的错位，只要他是真诚的，只要他尊重了文学的本性，用自己真实的感知、思想和个性书写了这个时代，他就已经完成了一个作家的功业。因此，当《创业史》的最后一部刚刚出版９，中国农村社会就发生了历史性逆转，人们开始怀疑《创业史》是否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开始质疑历史的真实与作家的超越性问题时。而笔者以为，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苛求一个作家为历史的走向承担责任，一个作家所能承担的仅仅是用自己的文学精神去真实地感知与记录历史。因为作家不可能是历史的创造者，只能是历史的记录者，他所积累的经验仅仅是文学经验，他所形塑的传统也只是文学的传统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