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罕·帕慕克（左）和女儿吕娅在伊斯坦布尔街头
英国广播公司一台的文化专题节目《想象》近日播出六十七分钟纪录片，片名《奥尔罕·帕慕克：一个异类的思想》（ＯｒｈａｎＰａｍｕｋ：ＡＳｔｒａｎｇｅＭｉｎｄ）。
在片中，主持人艾伦·延托布前往伊斯坦布尔，敲开土耳其大作家帕慕克的家门，在阳台上观赏博斯普鲁斯海峡风光——近在咫尺的宣礼塔、海峡里的大轮船和对岸的托普卡珀宮，又进书房谈文学、艺术、宗教、童年、政治局势、军事政变和文化的碰撞。
延托布问：你目前正在写的书是关于什么的？
帕慕克答：我正在写一部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１９００年，有一场瘟疫，奥斯曼人，欧洲人，施行了强制隔离。［画面中出现了帕慕克的书桌，我们看到一本书，名叫《世界历史上的瘟疫》，一篇学术论文的打印稿，题为《土耳其啮齿类物种生境形态之地理分布研究》。］还有男青年、女青年、爱情、有钱人，以及在我这部分世界上生活的复杂性。隔离是件恐怖的事。别人来到你家：“快从房子里出去，我们要把这个烧掉，我们要把那个烧掉！”土耳其医生是想要隔离的，这样才能救人民的命，而人民不想遭到隔离。我喜欢这些反讽：救那些恨你的人的命，救那些不要你救的人，救那些不要你的思想和你的科学的人。这就是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就连奥斯曼帝国的普通人也认为帝国不会长久。所以也有这种衰落的感觉，死亡的感觉，欧洲人做了那么多的事，而我们制造不了这个，也制造不了那个的感觉。这些就是我的主题。
中华读书报两年前报道，帕慕克的这部小说名叫《瘟疫之夜》（ＶｅｂａＧｅｃｅｌｅｒｉ），原计划２０１７年秋天上市，现已跳票。
英广纪录片使用土耳其口音的旁白，大量引用了帕慕克作品中的文句，亦有卖钵扎的小贩出镜，一如《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的主人公，处处展现出城市风貌和人民生活的快速变迁。
帕慕克带延托布游览伊斯坦布尔，参观托普卡珀宮、尼尚塔舍、祖宅帕慕克大楼和通体皆红的纯真博物馆，为他翻译街道两旁的标语涂鸦，与街头小贩、建筑工人和普通读者打成一片，还把女儿吕娅、母亲谢屈蕾和最近几年的伴侣阿斯勒·阿克亚瓦什介绍给他。
甚少公开露面的吕娅·帕慕克去年以编剧身份出道，拍成十八分钟的电影短片《市郊》（Ｈ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ｔ）。
尹婷婷译奥尔罕·帕慕克小说新作《红发女人》刚刚由世纪文景公司在今年４月发行。何佩桦译《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同期推出新版，书中收纳的老照片增至四百五十幅，其中一些，我们在英广纪录片中也能见到。
最后，面对城中拔地而起的一幢幢摩天大楼，帕慕克告诉延托布：
我自感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来观察人类的文明史。在六十年的时间里，看到自己的城市从两百万人增长到一千七百万人，这样的作家很多吗？所有这些变化，变化，变化，我一直身在其中。人类对变化的热切，对变化的渴望，保守主义和现代主义，破坏，破坏，破坏，建造，建造，建造，我都有纪录。我执着于这个主题，写啊，写啊，写啊。他们都以为我的伊斯坦布尔是怀旧的伊斯坦布尔。是的，我写过那些早期的书，可现在我爱的是这一个主题。我想探索这个主题。我想看到它人性的一面。这就是我现在想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