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广记》是宋初李昉等十三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而成，主要收录汉唐时期的小说。作为一部类编性的总集，《太平广记》共计列有７０４３条标目，其中一些标目下有二则至数则不等的不同篇章，故其实际所录小说、准小说当多于此数。
以故事性与人物中心为原则严格选篇
《太平广记》的编纂成书，是宋初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正如鲁迅在《破〈唐人说荟〉》中所说，《太平广记》将“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 汪绍楹《太平广记》“点校说明”所言，《太平广记》“专门收集自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因而，《太平广记》实质上是一部主要收录汉唐小说的小说总集。
《太平广记》书前有一个《太平广记引用书目》，当为成书时所既有，为李昉等编纂者所编定。《太平广记引用书目》录书３４３种，为《太平广记》实际引书的一部分。《太平广记》实际引书，据统计，包括经部书约８种，史部书约１５５种，子部书约１９９种，集部书约１０种，不见于历代史志书目著录者而不作分类者约有８８种。另有汪校本注出某书，而他本注出与之相异；或汪校本脱缺出处，而他本注出某书，且此书尚未计入者，约２９种。因此，如果只计汪校本而忽略他本差异，《太平广记》的实际引书约４６０种。《太平广记引用书目》既为李昉等《太平广记》编纂者所制作，且今传《太平广记》正文多有缺出处者，故今见于《太平广记引用书目》而今传《太平广记》不见注引者，也应当计入，则《太平广记》实际引书约４７４种。如果再计入汪校本无而见于《太平广记》其他传本者，则《太平广记》实际引书约５０３种。
以李昉为首的《太平广记》编纂者，基于对小说本质属性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以故事性与人物中心为原则，严格选篇，从这大约５０３种书中选录篇章，部帙轻者、重要者几乎全部选入，部帙重者、大者选其代表性及重要篇章，从而实现了如鲁迅先生所说将“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的巨大成就。
客观准确把握小说本质属性
经过先秦漫长的孕育，在汉唐时期（两汉至隋唐五代），中国古代小说完成了从萌生经雏形再到成熟的成长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并不被视为小说。《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的主要是志人小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志怪小说，在《隋书·经籍志》中则主要被著录于史部杂史类、杂传类或地理类等处。《旧唐书·经籍志》小说家类主要著录志人小说或轶事小说，唐五代出现的传奇小说，在《旧唐书·经籍志》等中则多被著录于史部杂传类等处。
《太平广记》客观、准确地把握了小说的本质属性，第一次将汉唐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包括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唐五代时期的志怪小说、轶事小说、传奇小说等汇集一处，也包括先秦时期一些尚处于幼稚状态的前小说作品和尚处于雏形状态的准小说，突破了以史志书目为代表的传统小说观念的局限，从而在事实上确认了汉唐小说的范围。《太平广记》的见识是卓越的，其所确认的汉唐小说，与今天我们认定的汉唐小说基本一致。鉴于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复杂性，小说生产与传播无法与诗文相比，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太平广记》的成书便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首先，《太平广记》客观、理性地对待传统小说观念下的广义中国古代小说即文类小说，通过搜集、选录业已被纳入文类小说中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杂事小说，确认了传统小说观念下的文类小说中这些通常意义上的小说包括志怪小说、志人小说、杂事小说的小说身份与地位。其次，《太平广记》承认了唐人传奇小说的小说属性，通过搜集、选录唐人传奇小说，在事实上将新兴的传奇小说纳入小说范畴，确认了唐代新兴的传奇小说的小说身份与地位。再次，《太平广记》通过搜集、选录文类小说以外的各种著述包括经部书和集部书以及子部书中的小说、准小说，揭示并确认了宋前中国古代小说从寄生走向文体独立的客观历史事实和过程，发现并确认了中国古代小说与其他文类、文体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密切的联系。最后，《太平广记》通过周密的体例设计，将汉唐小说按照题材内容分为若干类型，并按类编录，客观上第一次为汉唐小说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实现了对整个汉唐小说故事类型的总结，完成了一次对汉唐小说初步的故事学考察。
全景式呈现汉唐小说历史生态
《太平广记》主要选录汉唐时期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杂事小说、传奇小说，且其所选录，基本涵纳了汉唐时期主要的、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杂事小说、传奇小说；同时，《太平广记》也从文类小说中那些通常意义上的小说之外的各类著述中选录小说、准小说。其中经部书有《说题辞》《说文》《名书录》《图书会粹》《书断》《法书要录》《羯鼓录》《笔法》等，集部书有《本事诗》《抒情集》《白居易集》《穷愁志》《皮日休文集》《顾云文集》《郑谷诗集》《中兴间气集》《洞天集》《樊川集》等，子部书有《贾子》《管子》《墨子》《淮南子》《论衡》《画品》《书评》《名画记》《画断》等。《太平广记》从这些著述中选篇，少则一条，多则十数条或数十条，无论选录数量多少，无不坚持了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本质属性，遵循故事性与人物中心的选篇原则，所选的篇章多具有比较鲜明的小说品格。
也就是说，《太平广记》不仅从属于子部小说类书籍中选录篇章，也从几乎四部书其他所有类别的书中选篇。由此看来，李昉等编纂者认为，小说除了存在于史志书目中的小说类之外，还存在于四部书其他所有类别中。《太平广记》的这一认知和做法，符合中国古代小说渊源于先秦以来经史、诸子中的各种故事、并从史传分流而来的客观事实，符合宋前中国古代小说的实际生态。中国古代小说的最初萌芽，源自于地理博物学的志怪化与史乘的分流，在先秦各类故事包括神话传说、地理博物传说、宗教迷信故事、历史遗闻、人物逸事和发达的史传中产生并逐渐成熟、兴盛。在这一阶段，大量尚处于幼稚状态的前小说作品和尚处于雏形状态的准小说必然依附或寄生于各类著作之中，存在形式也确实多种多样。
因此，《太平广记》不仅选录了汉唐时期大量典型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杂事小说与传奇小说，也选录了少量汉唐时期（也包括先秦）的准小说甚至前小说形态作品，从而全景式地呈现了汉唐小说（也包括先秦小说）的历史生态，完成了一次对汉唐小说的整体确认和总结。
保存传播促进小说观念认同接受
《太平广记》对于汉唐小说的保存和传播也具有重要意义。明代的胡应麟曾言：“非《广记》，汲冢以迄，五朝诸小说乌有矣。”《太平广记》的编纂最初并不是为了保存小说，然而，《太平广记》的成书，却客观上有利于汉唐小说的保存，而历史早已证明确实如此。
《太平广记》编纂完成后，两宋以降至明清，《太平广记》的抄本、刻本以及各种节本相继出现和流传，从朝廷、士林到民间，使人们有机会方便地接触汉唐小说、阅读汉唐小说。《太平广记》采用了类书体例而又不完全依循类书体例进行编排，特别是对入选篇章采取全文收录的做法，使《太平广记》具有了小说总集的性质。加之其精当的选篇原则、对小说属性的深刻认知和把握以及编纂者卓越的识见和眼光，从而将几乎所有汉唐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小说都纳入其中，不仅具有广泛性、全面性，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胡应麟说汉唐六代诸小说“《太平广记》之中，一目可尽”，诚为的见。《太平广记》也因此成为人们了解、阅读、欣赏汉唐小说的最佳读本，不仅推动了汉唐小说的传播和接受，也促进了人们对《太平广记》中所体现、承载的小说观念的接受和认同，并由此对宋元明清时期的小说、戏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研究”（１３ＢＺＷ０６４）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