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挑战,我们的有利因素在于有巨大的内需市场。如果能够做好扩大内需这篇大文章,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我们就有条件打赢这场贸易战,保持未来10年、20年的可持续增长,从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把握主动,有效应对内外部挑战。
扩大内需要加快消费结构变革,逐步提升全社会服务型消费的比重。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服务型消费比重的提升处在历史关节点。比如,我国服务业占比至少还有20%左右的提升空间,就蕴藏着数十万亿元的消费需求。当前,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6.6万亿元,估计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45万亿-50万亿元人民币。
消费结构的变化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例如,文化、教育、健康、医疗、旅游等为重点的服务型消费。现在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大约为40%-45%,农村居民大约占30%左右。如果未来5至10年,13亿人的服务型消费占比接近或达到50%左右,将产生数十万亿元的消费需求,这将明显改善供给结构,进一步拉动全球消费市场。
扩大内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而经济转型关键在于优化营商环境。要努力打造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就要以扩大内需为重要目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首先,积极发展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重在大幅降低企业成本,尤其是税收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应当承认,我国在经济转型时期,无论是税收成本,还是制度性交易成本,都处于较高水平,这对经济转型升级、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会造成某些不利影响。为此,创造良好营商环境,重点任务就是要明显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
其次,创新体制机制。产权保护应尽快制度化、法治化,稳定社会资本预期,同时,形成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如果没有体制机制上的突破,就很难使创新成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可以总结为三句话:“把门打开,把市场搞活,把激励搞对”。要在科研领域做出更多创新,核心是要把激励机制做完善。所以,改革教育体制、科研体制,是发挥创新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第一推动力作用的关键所在。
再次,放开服务业市场。要加快形成服务型经济,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重点是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目前,工业领域的市场已经基本放开,但服务领域的行政垄断、市场垄断还比较突出,由此制约了服务业发展,制约了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贸易的发展。据统计,2016年,全球服务贸易占比为23.8%,而2017年我国服务贸易占比仅为14.5%,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差近10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直接相关。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政府信用建设的基础。我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面临着各种经济社会矛盾。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实现扩大内需与优化营商环境的有机结合,政府信用建设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并由此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进程,有效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