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日前正式开始实施,进一步缩小了外商投资审批范围,标志着中国全面放开一、二、三产业市场准入进入实质性阶段。本次负面清单涉及金融、交通运输、商贸流通、专业服务、制造、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农业等22个领域的对外开放,是外资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嗅觉极为灵敏的跨国公司先前已在上海等指标性开放城市展开相关布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特斯拉作为新版负面清单公布之后的第一家外商独资汽车制造企业,与上海市政府签订协议,在沪建立集研发、制造、销售等功能于一体的特斯拉超级工厂。而且作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市场之一,中国在匹配国际商业逻辑方面做了扎实工作,上海的有关金融机构将为特斯拉在华建厂提供相关银团贷款服务。另一方面,据中国欧盟商会日前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2018》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会员企业计划扩大在华运营规模。而在稍早,作为全球第二与第四大经济体,中德两国不仅签署了有关经贸、新能源汽车、科技,以及农业等领域的20多项合作文件,总金额近300亿美元,而且共同发声反对贸易战,要以切实合作维护多边主义。
在全球即将迎来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的今天,在主要发达经济体推进全球化的动力偏好出现显著衰减,某种意义上的“逆全球化”与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与贸易发展重要制约因素的关键时期,中国尤须保持国家发展的定力与对外政策的前瞻性,精准把握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坚决捍卫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越是在全球经济处于不确定的时期,越是要通过深度开放进一步融入乃至引领经济全球化,并在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与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
一般认为,全球化在近年来遭遇保护主义的阻击,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持续推动全球化的动力不足,或者在美国拒绝踩油门的时候,并未找到有效的替代方案以让其他的发动机进入现有的动力系统。换句话说,作为全球化的最大推动者和最大受益者的美国,当其发现,全球化趋势及其引致的显性与隐性收益越来越超出美国的能力控制边界,而美国为全球化买单意愿与能力又在不可避免地下降时,“逆全球化”的孤立主义抬头便成为国家行为的阶段性表达。而与美国本就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的英国,选择“脱欧”,甚至表示不排除“无协议脱欧”,也是雄心犹在但实力显著下降的英国向来采取的精致而理性的国家主义的一种表达。
如果从全球经济竞争与格局变迁的视角观察,全球化退潮,盖因过去扮演着经济全球化最重要动力的发达国家,面对新兴经济体的实力成长以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意愿与能力的增强,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不适应,而自工业革命以来长期傲视全球的欧美产业与金融资本,当其发现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跨国资本越来越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参与主体时,同样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不适应。尽管西方主流财经媒体仍然认为美国企业仍然是全球化的主宰,其中最优秀的美国企业早已擅长跨国界管理以及将资源配置至可产生最高收益的地区。但他们同样承认:即便苹果在美国建厂并向美国工人发美国水平的工资,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到其在中国与合作伙伴所能达到的制造速度、精度和灵活性。这还是在假定中国合作伙伴不再提升水平的情况下。其实,换个角度观察,自中国加入WTO以来逐步形成的中美产业分工格局,当然有其相当合理的一面,实际上也是一种利益共享机制。而在这种利益共享机制中,中国显然不是占优势的一方,在以苹果为代表的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中,中国尽管获益不少,但仍是不折不扣的下游打工者。如果按照部分美国人的逻辑,假如连苹果产品组装的那部分价值链都要不折不扣地留在美国,则对美国的产业资本而言,恐怕既不现实也不经济。
而所有理性的市场主体都应当明白:在科技仍在不断进步的条件下,全球范围内的市场扩张与财富重新配置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而基于要素自由流动和交易成本节约的全球化内生动力是很难遏制的。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任何企业可以无视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乃至价值链的互相连接。没有任何资本力量和国家力量能够通过构筑各种壁垒阻挡全球要素的合理流动。换句话说,政客们可以通过短期政策迭出来满足某些利益团体的行为偏好,甚至是国家层面的利益偏好。但仅凭一己之力促使全球化发生逆转,或者全面撤出全球化的既有轨道,几乎不可能。
作为有责任感的超级新兴经济体,中国理应最大限度团结与引领全球化参与主体,推动资本、技术与相关要素流动,构建利益共享机制,持续释放全球化红利,带领全球化走出动力结构的“公地悲剧”困局。
在全球经济担保人面临结构性缺位、国家层面的利己主义明显抬头、自由贸易发展不时面临“缺氧”的今天,中国以实实在在的深度开放行动推动全球资源配置的进一步国际化与便利化,既是向全球市场主体提供新的市场机会并释放相关开放红利的国家行为表现,更是向受制于不确定因素干扰的全球化注入新动力的坚定意志。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并非帕累托最优的全球化尽管并不完美,却是促进全球经济有效增长的不可替代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