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面临的形势更加错综复杂，不确定性上升。上半年，我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全球协同复苏的格局未能得到维持，而是重新分化。除了美国之外，欧元区、英国、日本经济增速均出现下滑。受美元指数走强与投资者风险情绪下降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资本大量流出、本币剧烈贬值与资产价格显著下跌的冲击。
2018年上半年的宏观政策，已明显体现出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调整平衡的意味：货币政策“价紧-量松”，财政政策“收地方-放中央”，产业政策“接地产-兴创新”，监管政策“方向仍强-边际松弛”。可以看到，收紧的政策都进行得相对坚决，而放松的政策则大多是边际上的调整，且政策力度相对温和。
中央政治局会议表明下半年将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对外扩大开放，吸引外资，提高市场效率，缓解外贸不确定因素增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内深化改革，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改善金融市场效率，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扩大民间资本投资，实现稳增长的同时，化解金融风险。
经过近三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在“破”的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库存基本清理，整体房地产库存降至2015年以来最低水平，宏观杠杆率趋稳，国有企业微观杠杆率逐步下降。7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下一步将加大经济“降”、“立”的力度，降低企业成本、补短板，增强创新力，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
年初以来货币政策边际宽松，分别于1月、4月、7月进行三次降准。受限于汇率、房地产市场风险以及结构性去杠杆，货币政策难以大幅转向，更重要的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导致上半年信用大幅收缩的局面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决策层要求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银行间充裕的流动性向实体经济顺利传导。央行可以通过调整MPA考核参数，支持银行扩充资本等方式，保障表外融资返回表内。同时，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打破“预算软约束”，坚决处理“僵尸企业”。央行通过定向降准、MLF续作、支持商业银行购买信用债等方式，引导资金流向中小微企业。加快利率市场化，完善利率走廊，逐步向价格型调控机制过渡。
在货币政策受限情况下，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7月财政存款少增2255亿，财政支出的力度并不算弱，但基建投资增速快速下滑，核心矛盾在于非标融资的收缩。下半年财政政策应从以下方面发力。其一，减税降费，同时扩内需和调结构。减少信用收缩给企业经营带来的压力，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同时对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减税降费，使用结构性减税政策优先支持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其二，加大基建托底经济力度。接下来，财政政策可能加大财政支出和地方专项债在基建项目上的投入，中西部省市、乡村振兴相关的基建投资，在下半年可能反弹力度更大。
金融机构加快处理非标资产，信用大幅收缩，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7月20日，一行两会资管新规细则陆续公布，既是资管新规在规范化上的政策延续，同时在具体操作上又有所放松，表明监管层在坚持严监管的同时，也注重稳增长。
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如果人民币对美元“破7”的心理防线，市场将形成强烈的贬值预期，人民币贬值通过金融渠道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将大于贸易渠道的拉升作用。对此，央行决定自2018年8月6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调整为20%，提高做空人民币的成本。同时央行将加强外汇市场监测，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经济政策重心转为稳增长。笔者建议，一是要坚定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大方向不动摇；二是处于稳增长目的的宏观政策要松紧适度，要坚决避免过度放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张雪兰 彭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