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近日在京举办了以“新时期如何扩大内需”为主题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例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等国内著名经济学家从深化改革、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国内消费的角度分享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
稳增长关键是打破体制政策屏障挖掘新动能
经过多年回落后,中国经济在2016年下半年初步触底,已进入中速增长平台。即使没有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下半年增长速度也会有一定幅度减缓,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会有所下移。这种变化是正常的,合乎规律的。
当前,要打破长期以来存在的速度高、形势好,速度调低、形势不好的思维定式。过去长时期内,GDP增速处于优先位置,先定GDP增速,再定其它指标。这套办法在具备高速增长潜力时还过得去。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这套办法带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十九大提出,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就是要适应增长阶段、发展环境变化相应调整增长观、发展观,由增长速度优先转到发展质量优先。
发展质量优先可以由若干具体指标体现。现阶段应主要关注五个指标:就业、杠杆率、企业盈利水平、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和居民收入增长。这五个指标好了,增长状态基本上是好的、可持续的,不会有大的担忧,与之相对应的增长速度就是合适的增长速度。讲发展质量优先,并不是不要增长速度,但方法上要调整,先定质量指标,再定速度指标,速度服从质量。事实上,这样决定的速度才能是符合实际的、可持续的,从长期看,也是真正尽可能高的增长速度。
新形势下,稳增长有不同选项。从政府角度看,基建投资是以往稳增长的得力抓手。如果经济短期内快速下滑,以基建投资作为对冲手段可以是一种选项。但在正常情况下,进入中速增长平台后,基建投资这种老抓手、老办法,空间和效能都不大。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已相当高,而加大基建投资必然要加杠杆,稳杠杆、去杠杆能否坚持下去,就会成为问题。
除了基建房地产投资这些老抓手之外,中国经济还有没有新的增长动能,起到稳增长的作用?不仅有,而且很大。前提是要打破一些体制政策障碍,如果不打破相关体制政策屏障,这些新动能就难以浮出水面。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通过实质性地深化改革开放,为稳增长、促发展提供动能。以下三方面改革应该摆到优先位置。
一是加快开放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市场,允许相互流动,优化资源配置。重点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方面农民要进城,另一方面,城里人也想下乡,各自都有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但诸多不合时宜的制度和政策规定把他们挡住了。要打破一些长期流行,但背离市场经济规律、背离现阶段城乡发展实际的思维定式和说法,在一些关键领域和环节,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宅基地进入流转,较为敏感但无法回避的小产权房找到出路,城里人员和资金可以下乡置业创业等方面,能有大的突破。这方面的改革突破,有利于降低城市房价,降低城市营商成本、保护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加快小城镇发展和乡村振兴;也有利于拓展基建、房地产的合理增长空间,对当下困扰人们的诸多难题,找到一把化解矛盾的钥匙,很可能激发出超过人们预想的增长潜能。
二是打破行政性垄断,在基础产业领域放宽准入,鼓励竞争,降低能源、物流、通信、资金、土地五大基础性成本。有民营企业反映中国的五大基础性成本远高于美国,这其中固然有资源禀赋问题,更主要问题还是相关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竞争不够充分、有效。五大基础性成本表面看是实体经济投入品的成本,实际是典型的制度性成本。降成本关键是落实好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有关精神。在电信领域,近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联通试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推出低价产品,很快带动了几大电信公司大幅降低资费水平。这说明通过改革降成本是行得通的。这方面改革,不仅有利于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产业竞争力,同时也能够增加基础产业有助于提升效率的有效投资。
三是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对内对外开放,大幅度拓展服务业发展的数量和质量空间。下一步经济发展,空间最大的是服务业,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医疗、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社会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技术大都是软技术,吸收这类技术、知识,与过去工业领域引进技术有很大不同,必须推动更具深度、更有特点的对外开放与合作。重点是高水平教育和研发领域。从长期看,这是我国发展最大的短板所在。以往开放的重点是吸引物质资本、成熟技术和管理方法等,下一步开放重点则应转向聚集提升人力资本,提升在全球科学前沿和技术前沿的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