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货币政策工具方面还有相当的空间，包括利率、准备金率以及货币条件等。考虑到美联储正在加息，中国的利率水平是合适的。”易纲在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强调，这些工具足以应对不确定性。
易纲表示，当前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既未放松，也未收紧。货币政策工具箱中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可以运用。今年，我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有所下降，从年初的4%左右降至目前的3.6%，同时7天逆回购利率也有所下降。今年央行已经4次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广义货币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相当，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约为10%，也处于合理水平。综合上述因素，可以得出中国货币政策维持稳健中性的结论。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稳定，预计今年能够实现6.5%的目标，也可能略高。价格水平处于良性区间，目前CPI为2%，PPI为4%，预计全年CPI略高于2%，PPI在3%-4%之间。”易纲在谈到中国经济时指出，企业利润增加，税收和工资收入也处于不错的水平。国内消费成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从国际收支来看，对外盈余在持续缩小。中国经常账户长期保持盈余，在2007年达到峰值，占GDP的10%，此后逐年下降。今年上半年，经常账户出现赤字，全年可能小幅盈余，预计不足GDP的1%。以上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已主要由国内需求推动，消费和服务业成为主要驱动因素，对外盈余不断缩小。
易纲认为，贸易摩擦给经济带来的下行风险巨大。过去几天IMF发布了相关模型，预测了贸易摩擦对主要经济体和全球的负面影响。央行的模型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强调，贸易摩擦将造成很多问题，导致负面预期和不确定性，使市场产生紧张情绪，这是市场不喜欢的。中国的出口产品中，外资企业的出口占比较大，约占45%。民营企业出口占比也很高，几乎达到45%。国企出口的占比仅为10%。上述结构也可以推断出贸易摩擦和征收关税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
他强调，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还需关注其他因素。一是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盈余。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增速很快，年均增速达20%，目前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盈余高达400亿美元左右。中国对美国还存在教育逆差，很多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并向美国支付高额学费和生活费，这笔流入美国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第二个没有被包括在中美贸易统计中的因素是美国企业在华的销售额。这些美资企业在中国生产、销售的数额也相当大。据统计，美资企业2015年在华销售额约为2200亿美元，包括了货物和服务。第三是人们一直在讨论中国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去年中国向全球支付的知识产权费用大概为29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个比例付给了美国。
“下一步，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易纲表示，中国将大力促进服务部门的对外开放，包括金融业对外开放。
他指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要胜过贸易战，贸易战将导致双输。“在过去几天里，我与十几个国家的代表讨论了这些问题。他们都认为贸易战将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贸易摩擦的巨大负面效应。”易纲强调，各方应该共同合作，一起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对于谈判策略，易纲指出，“我认为我们将遵循我们的原则。我们认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是成功的。全球化、比较优势、自由贸易都是有效的。我们将继续遵循这一原则。我们同时也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然而，即便我们做好了这一准备，我们仍真诚地希望找到一种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这不仅是为我们考虑，而且是为我们的邻国、供应链及全球利益考虑。”
对于去杠杆，易纲表示，去年和今年中国整体杠杆率已经平稳，不再快速上升。近期，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或推出其它工具，基本目的是向金融体系提供足够的流动性。M2和社会融资规模等其它指标适度增长。因此，央行向金融体系注入的流动性是适当的，杠杆水平将继续保持稳定（他特意强调，这里指的是稳定的杠杆率）。
易纲认为，经常账户基本平衡是好事，中国并不刻意寻求经常账户盈余。他认为，当前阶段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处于正常状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最近有所进展是因为MSCI指数、富时罗素指数等纳入中国债券和股票后，投资者开始配置人民币资产。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易纲认为这应当是一个市场驱动的进程。“我们不会出台特殊的政策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市场主体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自由选择他们最想持有的货币。”易纲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