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瞩目的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已正式开通，这项耗资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的超级工程，不仅在全球桥梁建筑史上具有指标性意义，更是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港珠澳三地的陆路交通缺乏一个能够闭环通行的连接体，长期以来，不仅影响了粤港澳三地要素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而且约束了广西、云南、贵州和香港之间更紧密的经贸联系。而港珠澳大桥的建成通车，将进一步节约交易成本，加快推进粤港澳湾区的“9+2”超级城市群建设，推动粤港澳迈向区域乃至全球性的金融中心、科创中心、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重要集聚区。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粤港澳作为独特要素资源有效互补的核心区域，向来是中国内地承接全球产业转移，贸易价值链延伸以及金融资本导入的前沿地带。对比中美两国区域经济结构会发现，两国均有三大超级经济圈，中国有上海杭州大湾区经济圈、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美国有纽约经济圈、芝加哥经济圈、洛杉矶与旧金山经济圈。美国三大经济圈有显著的自东向西、梯度开发特征，既承接了欧洲当年的产业转移，又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及其后工业革命的重要发源地，长期保持着对前瞻性技术革命的敏锐把握。中国三大主要经济圈，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迅猛发展，已崛起成为太平洋西岸最重要的产业集聚带之一，已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并将继续影响全球经济版图的走向。
如今，粤港澳尽管还面临经济发展不均衡、产业同构、市场区隔等问题，但从中长期发展趋势看，粤港澳城市群已跻身国际公认的六大世界级城市群，完全有可能发展为与纽约湾区抗衡的全球超级经济地带。
从世界经济之极的基本要素指标来看，粤港澳的相关地位已初步显现。一般而言，判断一个区域（城市群）能否成为世界经济之极，主要有三个基准：其一，该区域的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5%或以上；其二，该区域的产业竞争力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其三，该区域拥有可以持续激活微观主体营商禀赋与研发基础的创新生态。从这个角度观察，作为经济总量超过1.6万亿美元的中国经济核心地带，目前粤港澳经济总量约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2%，距离5%有一定距离，但发展势头迅猛，预计在2030年左右达到全球经济总量的5%。粤港澳的另一重要优势是在全球制造业和贸易价值链上已经占据了相当重要地位。粤港澳制造业中已有部分产业的竞争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粤港澳还是中国创新版图中最活跃的部分之一。三地2017年的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2.7%，与美国、德国水平相当。尤其是深港地区，业已成为全球创新集群中的领先区域。
当然，粤港澳在打造世界经济之极过程中尚需克服诸多约束瓶颈，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粤港之间如何形成基于各自要素禀赋优势的有效分工。与上海作为长三角龙头地位较为巩固不同，在粤港澳的“9+2”城市群中，香港与广州和深圳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此消彼长关系。一方面，随着内地经济日益与世界融合以及广州、深圳尤其是深圳综合竞争力的不断提高，香港作为区域的“龙头”及“中介”地位确有逐渐削弱之势，而香港一旦失去这种地位对其经济的打击将是空前的；另一方面，香港本身的产业结构未能及时升级，现有的金融、贸易等主导产业面临纽约、伦敦等超级城市的上游挤压，而内地以上海和深圳为代表的核心城市的产业竞争力却在不断增强，这种此消彼长的经济竞争形势自然使香港的经济自信心难免下降。但香港仍是亚洲最重要的营商中心之一，其廉洁、公平的营商环境，仍不失为上海、广州、深圳等地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参照系。香港国际化的市场网络、丰富的管理经验，以及在法治、税收、市场推广及公共关系等方面的优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将是其傲视亚太主要竞争城市的资本。
因此，加快推进粤港澳一体化发展，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内在要求。粤港澳要成为比肩纽约、东京的超级湾区进而成为世界经济版图的重要之极，亟需将该区域内核心城市各自优势充分发挥出来。香港理应在粤港澳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其握有的金融、信息、贸易、营商等专业服务领域的重要引领作用，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域内核心城市必须前瞻性地把握全球产业与金融发展趋势，对标纽约与伦敦等握有产业分工主导权的全球超级城市的发展逻辑，有效整合区内资源，以更宽广的胸怀与自我革命的勇气，深耕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着力提升全球贸易价值链，加快建设服务于实体经济尤其是创新企业的金融中心，与香港一道引领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经济之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