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比拼话题近年备受瞩目，而要想在区域竞争中胜出，金融资源的占有颇为重要。新财富区域金融力排行榜，尝试通过金融实力这一视角，解析中国31个省份的竞争能力和态势。
我们的排名显示，31个省份的金融实力显著不平衡，其大致可分成四个梯队：主要金融中心和金融交易市场所在地的广东、上海、北京处于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的江苏、浙江、山东、四川、天津、湖北、福建7个省市具备一定实力，却与第一梯队有一定差距；其他占据中国大半个江山的东北、中部、西部地区的21个省份，金融实力均处于较低水平。同时，金融资源高度集中在广东、上海和北京三地，使得大多数省份银行“一叶独大”，证券期货、基金业发展严重不足，金融结构存在失衡。
由于全国性金融中心不可能遍地开花，金融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意味着中国需要建设多个不同层次、功能互补的区域金融中心，金融力得分较高的江苏、浙江、四川、天津等地，可以通过差异化布局，逐鹿其间，提升竞争力排位。近年积极布局互联网金融和科技金融的江苏和浙江，经验值得参考。尤其是浙江依托杭州活跃的互联网创业氛围和众多互联网金融企业，已形成以蚂蚁金服为龙头，恒生电子、同花顺、连连支付等金融科技企业齐头并进的格局，站稳金融力“准一线”地位。
从排名看，在反映上市公司实力的“资本化程度”这一维度上，除广东、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之外的省市，均得分较低，但空间显著。上市公司的数量和市值已经是城市竞争的重要维度，如何善用金融工具、善用资本市场，各省大有可为。
而有11个省市在金融、保险业GDP占地区GDP比重这一指标上的得分，高于区域金融实力位于榜首的广东，也反映了早前经济脱实向虚下，部分地区或有过度金融化之忧。地方政府如果忽视当地产业承载能力，过度热衷发展金融业，可能会带来资源配置不当，挤出具有竞争力的优势特色产业。虽然金融对产业升级推动意义重大，然而其发展仍需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基础。
正文：
经济地理的变迁，让中国的城市格局不断发生变化。近年来，地区竞争力话题备受瞩目，“一线城市”、“准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强”、“二线弱”等概念层出不穷。一线城市努力守成的同时，“新一线”和二线城市则努力直追甚至发起反超之势。特别是近两年，城市之间掀起了一波波的“抢人大战”，送钱、送房、送户口，简化各类手续办理流程，都在想尽办法招揽人才，这是一场事关城市未来的流量战争。抢人大战背后，其实是城市与城市间、省份与省份间的竞逐。
要想在城市竞争中胜出，金融资源的占有更为重要。对于地区经济，有人将资本比作血液，实体产业比作躯干，金融中心则为心脏，源源不断把血液输送到全区域的各个器官，支撑其运行和发展。地区之间的资金流向，最终影响到一地的GDP和财富增长。
中国地域辽阔，由于空间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地方金融政策、金融资源配置方式、金融市场发育程度、金融主体行为等差异，各区域的金融实力呈现出显著差异。那么，31个省市的金融实力如何，差异有多大，优劣势与空间何在？哪些因素影响城市的金融竞争力？在金融与产业之间关系日益紧密、资本市场成为区域博弈新的竞技场的背景下，哪些地区善于借力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在发展中获得强大的推动力？
新财富尝试从31个省市区公开发布的经济数据出发，选取了宏观经济实力、金融业发展程度、金融机构实力、融资能力、地区资本化程度、民间资本活跃度六个维度，根据其下的16个二级指标，测算中国31个省市区的金融实力。根据31个省市区的金融实力总得分，我们得到了“中国区域金融力排行榜”榜单，希望这一榜单能够帮助各个地区发掘提升区域金融实力的密码。
1 六大维度16个指标评估31省市的金融实力
排名的六个维度中，“宏观经济实力”得分由地区生产总值这一指标计算而来；
“金融业发展程度”这一维度下设金融、保险业GDP及金融、保险业GDP占地区GDP的比重两个指标，得分由这两个指标计算而来；
金融机构实力由包括银行、证券、公募基金的金融机构法人数及其所掌握的资产总额计算而来；
“融资能力”这一维度上的得分由地区社会融资规模计算而来；
“资本化程度”得分则是由地区的A股上市公司数量、总市值、2017年度新增上市公司数量、新三板挂牌公司数量四个指标计算而来；
“民间资本活跃度”的得分由2018新财富500富人榜的地区上榜富人数及上榜者财富总额计算而来。
六个维度下的16个指标全部采用由万得（Wind）提取的31个省市区2017年度统计数据，经过标准化后按照一定的权重进行加权计算。
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榜单，充分体现了区域金融实力的马太效应（表1）。
表1：新财富中国区域金融力排行
2 区域金融实力呈马太效应
在31个省市区中，广东、上海、北京3个省市以金融实力上的绝对优势位列榜单前三名，无论是从7.39分、6.63分、6.05分的总得分，还是从六个维度的分项得分数据来看，这三地都以压倒性的差距碾压全国其他省市。这3个省市也是中国的绝对一线省市，经济最为发达，我们暂且称之为一线组团。
第二梯队，以金融实力总得分低于5分、高于2.9分为分割线，包含江苏、浙江、山东、四川、天津、湖北、福建7个省市，排名依次从4到10。这7个省市区，除四川和湖北外，基本都位于中国东部地区，我们且称之为东部组团。江苏和浙江分别以金融实力总得分4.86分和4.36分位列第4和5名，处于第二梯队的头部；山东、四川、天津、湖北、福建5个省市的总得分在3分左右，已经与第一梯队的广东、上海、北京构成一定的差距，总得分不足它们的1/2。
第三梯队，总得分以2.2-2.9分为分割线，包括河南、河北、辽宁、重庆、安徽、湖南、山西、陕西、云南、广西和江西11个省份。这11个省份，除辽宁、河北外，基本位于中部和西南地区，我们称之为西南-中部组团，它们的金融实力总得分均在3分以下，区域之间的差异较小，仅有0.5分。其中，河南、河北、辽宁位居本梯队的前三甲，得分均高于2.7分。
第四梯队，金融实力总得分低于2.2分的省份，由内蒙古、青海、贵州、甘肃、黑龙江、新疆、宁夏、西藏、海南和吉林组成。这10个省市，除海南外，基本都位于西部和东北，我们暂且称之为东北-西部组团。它们之间的总得分只相差0.2分，介于2.17分和1.9分之间，均处于底部水平。
纵观整个榜单，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区域金融实力显著不平衡，呈现金融资源的分布向领先金融中心集中的态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突出。
四个梯队中，处于第一梯队的广东、上海、北京拥有金融领域的绝对竞争力，也是中国主要的金融中心和金融交易市场所在地。第二梯队的东部组团，由于先天的地理优势，也具备一定的金融实力，却与第一梯队已然形成一定的差距。而占据中国大半个江山的东北、中部、西部地区，21个省市区的金融实力均处于较低的水平，与第一、第二梯队差距显著，两个梯队的金融实力得分差距也仅在1分以内。
中国区域金融差异也引起了政商学界各方的关注，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之一是中国区域金融差距先缩小后扩大。
金雪军、田霖（2004）通过计算1978—2003年东部与中西部金融相关比率的差距发现，1978-1984年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在不断扩大，1984-1994年这一差距趋于缩小，1994-2003年又呈现逐步扩大的态势。
还有学者重点分析了区域资金流动、金融资源配置失衡与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关系。郭金龙、王宏伟（2003）通过对1990-1999年数据的计量分析，认为区域间资本流动是形成区域间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
门洪亮、李舒（2004）运用计量模型分析了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化与国家区域投资政策的倾斜方向、倾斜力度的变化以及资本流动的方向高度一致。
而从新财富的榜单也可以发现，区域金融实力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高度相关。竞争力处于第一、第二梯队的省市区，也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金融和经济高度相连，对于难以晋身金融中心的地区，如何借力资本市场等金融资源，提升区域金融竞争力，成为题中之义。
3 三大金融中心比拼：广东为什么超越北京、上海？
北京、上海、广东，谁是中国的“金融之都”？虽然在教科书上，上海被定义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但是，北京拥有更多的金融机构和大企业总部，更庞大的金融资产规模；坐拥广深两大金融重镇的广东，近年则在民营金融、普惠金融和跨境人民币结算、资产证券化等创新领域优势突出……
2018年9月，由英国智库Z/Ye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共同编制的第24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 24）发布，内地有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青岛、天津、成都、杭州、大连9个城市进入榜单，中国金融中心整体性崛起势头强劲。其中，上北深广排名均较上期提升，且均进入“全球金融中心20强”。
在新财富的榜单中，北京、上海和广东的竞争也非常激烈，金融实力得分差距非常小，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优劣势也各异。
广东以总得分7.39分，成为最具金融实力的省份，虽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分项来看，除在“金融业发展程度”这个维度上，广东的5.65得分低于上海的8.11分和北京的7.49分，在宏观经济实力、金融机构实力、融资能力、资本化程度和民间资本活跃度5个维度上，广东均高于上海和北京（图1）。
图1：广东、上海、北京金融实力对比
数据来源：Wind、新财富
从金融实力对比来看，广东、上海、北京各具优势。位于榜单第二名的上海，显著优势在于“金融业发展程度”和“金融机构实力”。尤其在“金融业发展程度”这一维度上，上海遥遥领先。2017年度，上海的金融、保险业GDP为5330.54亿元，占全市GDP的比重高达17.4%；如果单以这一项指标来衡量，上海当之无愧是全国最具金融特征的城市。
同时，上海在“金融机构实力”这一维度上的得分也高达10.39分，仅次于广东的11.5分，远高于全国其他省市。上海不仅拥有非常发达的银行业，在证券机构，特别是公募基金的数量和资产总额上也具有绝对优势。根据Wind数据，2017年度，上海拥有银行类法人机构207个，券商法人数17个，公募基金法人机构数达57个。全国近一半的公募基金法人机构落户于上海。同时，上海已经初步建成由证券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期货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等构成的比较健全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是中国最大的证券、保险、期货、外汇和黄金交易市场。
正是由于拥有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上海在“融资能力”这一维度上，也显著高于全国中位数水平，得分4.27分。2017年度，上海的社会融资规模达11748.36亿元，仅次于广东和江苏。从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来看，上海在股票市场、信托贷款的融资规模上表现出了较强的优势，而这也正是得益于上海拥有全国两大证券交易所之一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而伴随科创板落户上交所，上海在融资层面的竞争力可望进一步强化。
除此之外，在“资本化程度”、“民间资本活跃度”指标上，上海也显著高于全国中位数水平。截至2017年底，上海拥有275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达56543.6亿元。金融业极具创富能力，在“民间资本活跃度”这一维度上，上海凭借2500万的常住人口，在2018年新财富500富人榜中，占有62席，上榜者财富总额达10941.6亿元。然而，上海的相对劣势在于“宏观经济实力”这一维度，得分为3.15分，仅高于全国中位数得分0.5分。
位于榜单第三名的北京，在“金融业发展程度”、“资本化程度”和“金融机构实力”三个维度上都具有较大优势。北京的“金融业发展程度”得分7.49分，仅次于上海，显著高于广东。2017年，北京的金融、保险业GDP达4655.37亿元，占全市GDP的比重也高达16.62%。
同时，北京的“资本化程度”得分高达5.86分，与广东不相上下。截至2017年底，北京拥有308家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达170682.32亿元。虽然在上市公司数量上，北京比第一名的广东少261家，但是，北京的上市公司总市值却比第二名的广东高出63350.73亿元，这个体量甚至比除广东外的各省市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还高。高度发达的资本化程度也促使北京成为创富重地，北京在“民间资本活跃度”这一指标上的得分为5.41分，仅次于广东。从新财富500富人榜的数据看，北京上榜富人达85人，其财富总额也高达17337.4亿元，体现了北京核心的资本圈层资源、优裕的高端人力资源以及活跃的创业氛围对民营企业的引力。
北京在上市公司总市值指标上的绝对优势，源于总部经济优势，而这也是北京在金融实力上的“王炸”。无论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类机构，还是以“一行三会”为代表的金融监管类机构，总部均设定在北京。此外，以央企为代表的大部分超大型企业总部也都设立在北京。这些重磅机构为北京带来了政策、信息和总量优势。总部优势，也使得北京在“金融机构实力”上的得分高达8.08分。
与广东和上海相比，北京的“融资能力”是短板，这一维度上的得分仅为3.53分，与广东的6.46分和上海的4.27分存在一定差距。2017年度，北京的社会融资规模为8255.26亿元，同比递减38.6%。与广东、上海相比，北京由于没有完整的金融市场体系，作为全国性金融交易市场的新三板活跃度欠佳，因此在融资规模上稍逊。
再来看排名第一的广东。在本次排名的六个维度中，广东在宏观经济实力、融资能力、资本化程度、民间资本活跃度、金融机构实力五个维度上，均位列第一。
在“融资能力”上，广东以2017年度22091.26亿元的社会融资规模，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省市区，得分6.46分，在人民币贷款、信托贷款、股票市场融资方面都具备优势。广东拥有深圳、广州两大金融强市，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存在，使之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方面也具备相对优势。
在“金融机构实力”维度上，广东的得分最高，为11.5分。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广东拥有银行类法人机构数219家，根据Wind统计的券商法人所在地数据，广东拥有券商法人数量达27家，公募基金数量达34家，省内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也位于31个省市的首位。深圳和广州不仅各自聚集了一批国内知名的金融机构，同时，广东毗邻香港这一国际金融中心，坐享得天独厚的外溢优势。
在“资本化程度”上，广东拥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量最多，截至2017年年底，广东有569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达10.73万亿元。资本市场助力财富创造，在2018新财富500富人榜中，广东上榜富人最多，一地贡献了113位富人，上榜者财富总额达28610.1亿元。同时，广东也是GDP大省，在“宏观经济实力”维度上，广东以2017年度89705.23亿元的GDP总量位列全国第一。
然而，广东也有短板，在“金融业发展程度”这一维度上，广东落后于北京和上海，得分5.63分，甚至比榜单中第四名的江苏还要稍低。虽然2017年度，广东的金融、保险业GDP以6853.01亿元的总量位列全国第一，但是金融、保险业占全省GDP的比重为7.64%，不足上海和北京的1/2，也低于全国水平的7.95%。正是金融业增加值对地区经济的贡献不高，以至于广东金融业面临“大而不强”的局面。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7）》经济篇中提出，阻碍广东建设金融强省的重要原因，是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两大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不平衡、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
虽然广东深圳、上海和北京作为三大全国性金融中心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且其各具竞争优势，但也存在着不足。北京是全国性的银行中心、金融监管和决策中心，汇聚多数金融机构总部和央企总部，具有强大的经济辐射力和商业影响力；然而中国绝大部分的金融市场集中在上海和深圳两地，北京没有形成完整的金融市场体系。
与北京和广东相比，上海金融中心的特征最为明显，无论是在金融业增加值、金融机构实力方面，还是金融市场和金融生态上，上海的优势都较为明显。但在“资本化程度”和“民间资本活跃度”这两项指标上，上海落后于北京和广东。在现代城市竞争中，上市公司的数量和市值是非常关键的一项指标。然而，有“买办”历史的上海，创业精神和对试错的容忍度相对欠缺，在商业和金融创新上存在短板，金融、地产对科技创新的挤出效应较为明显，以至于关于“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阿里巴巴”的讨论，至今仍未结束。
然而，科技与金融正在主导全球经济，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主要部分。全球城市的格局也在因此发生变化，一些老牌的全球中心，有的地位在下降，有的也在转型。像纽约不再仅仅是金融中心，也在向科技创新中心转变，纽约科技创新领域的从业人员数量以及科技、创意产业的增速在大幅提升。也就是说，未来的全球性城市将既是金融的中心，也是科技创新的中心。而上海相对于北京和广东深圳，在科技创新上稍弱，未来，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纳入国家战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科创板的落户，上海能不能突破短板，巩固全国性金融中心的地位？
广东，中国经济第一大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意志，广东的地位更显重要。广东经济最显著的特征，是民营经济发达。广东拥有上市公司的数量最多，广州、深圳长期是中国经济总量第三、第四的城市，其中，广州是华南地区的门户，而深圳则是中国民营经济和科技创新最为活跃的城市。而自1990年深交所开业，深圳成为中国的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拥有了配置全国性资源的能力，宽松的创业氛围下也孕育出平安、招商等大型综合性产融结合的巨头。如今，深圳连年成为新增上市公司最多的城市，金融业增加值以及和金融业相关的法律、会计、咨询等服务人员的就业规模，也仅次于北京、上海居全国第三，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金融服务业“金领”集聚地。
尽管当前三地处于互相竞争状态，颇有鼎立之势，然而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需要多个金融中心支持不同区域的发展。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以及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中，广东、上海和北京三地正好可以各展所长，尽量弥补当前的不足，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崛起的三驾马车，打造可与纽约、伦敦比肩的金融中心体系。
4 第二梯队：江苏、浙江领先，站稳“准一线”
金融实力处于第二梯队的东部组团共有7个省市，其中江苏和浙江得分均在4.3分以上，处于本榜单第四和第五名的位置，在第二梯队中具有绝对优势。
图2：江苏、浙江金融实力对比
数据来源：Wind、新财富
同处长三角的浙江和江苏，地理位置相近，经济都很活跃，文化观念趋同，外部资源相对整齐，围绕着两省之间的比拼和“掐架”从未间断。改革开放后，两省也各自衍生出具有标本意义的发展模式，比如以集体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苏南模式，民营经济最为抢眼的温州模式。
而在新财富的金融力榜单中，这两个相邻省份各具优势，且在各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全国中位数水平（图2）。江苏省在金融业发展程度、融资能力、宏观经济实力上具备显著优势，而浙江省在金融机构实力、民间资本活跃度和资本化程度上占优。
其中，在“金融业发展程度”的得分上，江苏省高出浙江省2.2分。2017年度，江苏省的金融、保险业GDP为6783.87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为7.9%。在金融、保险业GDP的总量上，江苏省仅次于广东省，在31个省市中排名第二，相当于浙江省的近2倍水平。浙江省2017年的金融、保险业GDP总量为3533.05亿元，占GDP的比重为6.82%。
在“融资能力”的得分上，江苏省高于浙江省0.4分，仅次于广东。2017年度，江苏省的社会融资总规模达到15243.53亿元，从社会融资规模构成上看，其在人民币贷款和企业债券上具备优势。浙江省2017年度的社会融资规模达13330.96亿元，虽然低于广东和江苏，但是表现出了较强的增长力，2017年同比增长78.9%，融资结构较为多元，在信托贷款、企业债券和股票市场上都表现出了较强的能力。
在“宏观经济实力”这一维度上，江苏省同样领先。2017年度，江苏GDP达85869.76亿元，仅次于广东，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浙江省的GDP为51768.26亿元，在全国范围内，低于广东、江苏和山东。
然而，浙江省在“金融机构实力”上表现出了较强的实力，得分5.05分。据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浙江省银行业法人机构数达24.61万家，且有3家券商和5家公募基金的总部于此设立。江苏省则稍逊，拥有银行类法人机构801家，及6家券商，省内没有公募基金法人机构。不过，近年来，江苏省新金融发展迅速，积极布局互联网金融和科技金融，当金融碰上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或许能为江苏省迸发出较大的潜力。
在“资本化程度”这一指标上，浙江也稍稍领先于江苏。截至2017年度，浙江省拥有414家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达47259.91亿元。仅2017年，就新增了87 家上市公司，平均两个交易日有一家浙企IPO。江苏省在A股上市公司数量和总市值上，都稍逊。截至2017年年底，江苏A股上市公司的数量为381家，总市值达39903.67亿元，2017年度新增上市公司65家。
在“民间资本活跃度”这一指标上，浙江高于江苏1.1分。论创富能力，浙江省更胜一筹。在2018年新财富500富人榜上，浙江省拥有58位富人，上榜者财富总额达12232.2亿元，甚至高于上海。江苏省则跌出了创富第一梯队，上榜富人32位，上榜者财富总额为4802.5亿元，与浙江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金融实力上，江苏和浙江各具优势，然而由于江苏省在优势领域上更为突出，金融实力总得分高于浙江省0.5分。不过，由于两省各自的资源优势、政策条件都较好，未来在金融实力上，或许还会有一番较量。
在第二梯队中，除去具有领先优势的江苏和浙江，山东、四川、天津、湖北和福建的总得分差距在缩小，从最高得分山东的3.32分到福建的2.89分，相距仅有0.43分。在各个分维度上，各省份之间也有自己的相对优势和劣势。不过，虽然这5个省市的金融实力总得分均在全国31个省市的中位数水平以上，但在五个维度上，有省市的得分却接近甚至低于中位数水平。
图3：山东、四川、天津、湖北、福建金融实力对比
数据来源：Wind、新财富
从金融实力对比图来看，在此次总榜单中排行第六的山东，与其他四个省市相比，在宏观经济实力、融资能力、资本化程度和民间资本活跃度四个维度上具有竞争优势（图3）。特别是宏观经济实力，远远领先于其他四个省市，宏观经济实力得分仅次于广东、江苏，2017年，山东省的地区生产总值高达72634.15亿元。在“融资能力”上，山东省得分3.58分，与北京在此项上的得分持平，2017年度，山东省的社会融资规模为8497.65亿元，同比增长2.23%。在“资本化程度”上，截至2017年年底，山东省A股上市公司的数量为193家，总市值达21264.77亿元，2017年新增25家上市公司。相对较高的资本化程度，也使得“民间资本活跃度”这一指标上，山东领先于其他四个省市，据2018新财富500富人榜，山东省有23位富人上榜，其财富总额为3079.1亿元。
虽然山东省在“金融机构实力”这一指标上，得分2.87分，仅次于五个省市中的天津，然而天津、山东也是中国地区“金融机构实力”的分水岭。自山东后，其他省市的金融机构实力得分均低于3分，说明中国金融机构（特别是证券、基金）高度集中在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几个竞争力强的省市。在大多数省份，银行业“一叶独大”，证券期货、基金业发展严重不足，金融结构存在失衡。
然而，山东省的金融实力也有短板，在“金融业发展程度”维度上的得分仅为2.95分。作为GDP大省，2017年度，山东省的金融、保险业GDP为3651.56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为5.03%，比全国水平低近3个百分点。
作为中国西南中心的四川省，在本次榜单中排行第七，是唯一一个闯入第二梯队东部组团的西部城市。四川省在“金融业发展程度”和“融资能力”上的得分较高，分别为3.95分和3.34分。2017年度，四川省金融、保险业的GDP为3203.27亿元，金融、保险业占GDP的比重为8.66%。2017年度，四川省社会融资规模也达7390.84亿元，同比增长11.12%。而四川省的相对弱势在“资本化程度”、“民间资本活跃度”和“金融机构实力”上，三个指标的得分均低于3分。截至2017年底，四川省拥有115家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达15081.1亿元；相应地，在2018新财富500富人榜上，四川省上榜富人11个，上榜者财富总额为1743.7亿元。
身为老牌直辖市的天津，在本榜单中排名第8，其金融竞争力主要表现在“金融业发展程度”这一维度上，得分为3.89分，在第二梯队的东部组合中，仅低于江苏的5.64分和四川的3.95分。2017年，天津的金融、保险业GDP为1951.75亿元，金融业占GDP的比重高达10.52%，比全国水平高出2.57%。天津的金融业发展程度较高，但在“宏观经济实力”、“融资能力”和“资本化程度”三个维度的得分却在第二梯队中垫底。
中部龙头湖北省排名第9，是第二梯队中唯一的中部城市，其相对优势在于宏观经济实力及融资能力，得分分别为3.37分和3.32分。2017年度，湖北省的地区生产总值达35478.09亿元，高于金融实力排名在其之前的天津；得分同样比天津高的还有“融资能力”，2017年，湖北省的社会融资规模为7280.94亿元，与金融竞争力排名第7的四川省持平。然而，湖北省金融竞争力的硬伤在于“金融机构实力”，得分仅有2.31分，与排在其后的福建省相差0.6分。在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之下，湖北能否提升金融力，且拭目以待。
福建省排名第10，在东部沿海各省中名次最低。其显著优势在“金融机构实力”、“民间资本活跃度”和“资本化程度”三个指标上。其中，“金融机构实力”得分2.98分，根据Wind统计数据，福建省拥有银行类法人机构137家，券商法人数3家，公募基金法人机构3家，是除开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五个金融机构重地外，金融机构实力最强的省份。在“民间资本活跃度”上，福建省得分3.21分，根据2018新财富500富人榜数据，福建省上榜富人22位，上榜者财富总额达4344.4亿元。福建省的资本化程度也较高，截至2017年年底，福建A股上市公司数量达129家，总市值达16725.02亿元。然而福建省的劣势在于“金融业发展程度”，此维度垫底第二梯队。2017年度，福建省金融、保险业GDP为2055.53亿元，不仅总量相对较低，占地区GDP的比重也只有6.39%。
5 第三梯队：重庆的金融发展程度高，河北的融资能力强
处于金融竞争力排行榜第三梯队的西南-中部组团，共有11个省市，其金融竞争力总得分差距较小，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不过在六个分维度上，有表现较为亮眼的省市（图4）。
图4：第三梯队西南-中部组团11个省市金融实力对比
数据来源：Wind、新财富
在“金融业发展程度”这一指标上，11个省市之间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其中，重庆、辽宁和山西三个省份的金融业发展程度相对较高，得分分别为3.4分、3.16分和2.84分。2017年度，重庆的金融、保险业GDP为1813.73亿元，金融业占地区GDP的比重高达9.34%；辽宁省的金融、保险业GDP为1964.58亿元，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也达到8.39%；山西省的金融、保险业GDP为1320.05亿元，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也达8.5%。
然而，湖南、江西、陕西三个省份在这一维度上，得分均低于2分，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其中，湖南作为第三梯队的地区GDP大省，2017年度金融、保险业GDP却只有1610.31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为4.75%，低于全国水平达3.2%。江西省也同样，2017年度金融、保险业GDP为1107.12亿元，占地区GDP的比重为5.53%，金融业GDP不仅总量低，占GDP的比重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陕西省2017年度金融、保险业的GDP为1300.1亿元，占GDP的比重为5.94%。
在融资能力这一维度上，河北、安徽、河南、湖南则表现出了相对优势，得分均在3分之上。特别是在榜单中排名12位的河北省，融资能力得分为3.54分，高于浙江省，与山东省持平，在融资能力这个维度上，全国排名第六。2017年度，河北省社会融资规模达8346.38亿元，同比增长31.91%；安徽、河南省的社会融资规模也分别为7038.28亿元和6801.67亿元。
在宏观经济实力这一指标上，第三梯队的11个省市之间也表现出了较大差异。有GDP相对大省河南、河北、湖南，得分均在3分以上，也有地区GDP稍弱的山西、云南、广西和重庆。
11个省市在“资本化程度”、“民间资本活跃度”和“金融机构实力”这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差距不大，前两个维度的得分介于2.8分和2.5分之间，后一维度的得分差距也较小，从最高分的辽宁2.31分，到最低分的广西1.79分，相距也仅有0.5分，整体处于较低水平。而且，这11个省市金融机构实力的得分也大多来自于地区的银行业得分，证券、基金业的得分基本处于空白。
6 第四梯队：整体处于底部水平的10个省区
处于金融竞争力排行榜第四梯队的东北-西部组团，共有10个省区。由于地理、资源、政策等原因，中国东北、西部地区的金融竞争力在各个维度上的得分均低于全国中位数水平。与前三个梯队对比可看出，第四梯队不仅整体在“宏观经济实力”上存在着差距，“金融业发展程度”、“融资能力”、“资本化程度”、“民间资本活跃度”、“金融机构实力”五个维度的差距更大（图5）。也就是说，相较于经济实力的差距，这10个省区在金融实力上与其他省份的差距更大。
图5：第四梯队东北-西部组团10个省市金融实力对比
数据来源：Wind、新财富
虽然第四梯队的金融实力整体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在不同维度上也有表现较为亮眼的省市。比如，青海、宁夏的“金融业发展程度”得分要显著高于其他省市，分别为2.93分和2.5分。2017年度，青海省的金融、保险业GDP为274.6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为10.4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个多百分点；宁夏的金融、保险业增加值也达314.69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也达9.14%。
贵州的融资能力也相对较强，得分2.63分。2017年度，贵州的社会融资规模总额为4045.67亿元，显著高于第四梯队的其他省市。相对应的，贵州省的“资本化程度”和“民间资本活跃度”得分也相对较高。截至2017年度，贵州省拥有27家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达11306.7亿元。根据2018新财富500富人榜榜单，贵州省上榜富人4个，上榜者财富总额为448.6亿元。
当然，也有金融业给地区经济拖后腿的省市。位于榜单最后一名的吉林省，在“宏观经济实力”维度上的得分为2.44分，仅次于第四梯队的内蒙古和黑龙江，然而，在“金融业发展程度”这一维度上的得分却只有1.21分，低于梯队内得分最高的青海（2.93分）1.8分，以至于拉低其整体排名。2017年度，吉林的金融、保险业GDP为709.64亿元，但占全省GDP的比重却只有4.75%。
同时，从图5可看出，“金融机构实力”这一维度，得分曲线收缩在雷达图的最里端，第四梯队10个省市的得分均处于较低水平，且得分差距也只有0.2分。与第三梯队类似，10个省市“金融机构实力”这一维度的得分也基本上都来自于银行业机构的得分，而在证券业、基金业上处于空白。
7 弱势省份如何提升金融力？
通过“中国区域金融力排行榜”，我们发现，无论是从总得分，还是宏观经济实力、金融业发展程度、金融机构实力、融资能力、地区资本化程度、民间资本活跃度六个维度的得分数据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的省份都要显著高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特别是金融机构分布上，由于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高度集中在广东、上海、北京三地，使得东部和其他地区在金融实力上呈现强弱分化明显的“马太效应”。
由于金融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金融中心不具有普遍性。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金融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意味着需要建设多个不同层次、功能互补的区域金融中心。其中，上海、北京、广东深圳集聚了优势金融资源，可以围绕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环渤海经济圈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国性金融中心。
而其他有条件的城市，比如区域金融实力得分较高的江苏、浙江、四川、天津等，可以进行差异化竞争，选择与自身产业结构相适应的特色业务，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辐射周边省市。这方面先行一步的杭州，提升金融实力的经验值得参考。
在区块链、大数据等高新技术不断应用于金融业，金融科技成为新一线城市重要发展契机的背景下，杭州依靠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积聚的优势，在《金融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新金融”概念，拟到2020年把杭州建设成以互联网金融创新和财富（资产）管理为特色的全国一流新金融中心和区域金融中心。目前，依托活跃的互联网创业氛围和众多的互联网金融企业，杭州已形成以蚂蚁金服为龙头，恒生电子、同花顺、连连支付等金融科技企业共同发展的格局。利用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杭州未来在新金融服务方面或有弯道超车之势。
在技术革命兴起的当下，区位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程度在减弱，把握技术的趋势，不仅带动了浙江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的发展，也让贵州在金融大数据业务上赢得先机，成为差异化发展的典范。地处西南山区的贵州，自2013年谋划发展大数据产业，经过5年的时间，“大数据”已成为地区的标签。而利用大数据的先发优势，贵州实施“引金入黔”工程，致力于构建大数据金融产业链，打造贵州金融城。目前贵州已引入了30余家银行、保险机构、102家新金融企业以及全国首个互联网金融特区、全国首个大数据交易所和全国首个众筹金融交易所的落户，以大数据为中心的金融产业链已经基本成型。在区域金融实力榜单中，贵州在“融资能力”和“民间资本活跃度”两个指标上已表现出了相对优势，随着贵州大数据金融中心的建设，金融实力排位有望进一步提升。
而对于大部分省市而言，提升金融实力的根本，一是要用好金融工具，壮大本地区的实体经济；二是要善待民营企业，促进财富创造，并向资本转化。我们的榜单上加入了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地区资本化程度指标、包括新财富500富人榜在内的民间资本活跃度指标，正在于引导各地在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民企活力等大部分地区可行的方向上提升金融实力。
在现代商业社会，上市公司的数量和市值已经是城市竞争的重要维度。而在反映上市公司实力的“资本化程度”这一维度上，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五个省市的得分远远领先，在如何善用金融工具、善用资本市场方面，其他省市大有空间。比如，四川成都确立了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目标，以科技金融、农村金融、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绿色金融、文化金融为重点发展方向，分别从加大对创投、私募股权投资的政策优惠力度，壮大创业天使投资基金规模；促进消费信贷模式创新；探索农村产权抵（质）押融资，设立乡村振兴发展基金；探索运用应收账款融资、动产质押融资等方式，推动企业从负债融资转向盘活资产融资；完善文化产业融资模式，积极运用永续债券、定向债券等直接融资工具，服务当地的金融、农村、供应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从地区产业特色出发，借力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多种金融工具的组合，成为地区借力金融服务产业的选择。
民营企业的活跃，对于提升地区资本层面的竞争力同样有拉动作用。民营企业不仅可以为当地贡献就业与GDP，企业家的一部分财富往往又会作为资本，主要投资于本地。广东、江苏、浙江的金融力晋级一线、准一线，一大原因在于改革开放40年以来民营企业活力满满，创造了金融需求与供给。
在我们的榜单上，另一个指标数据，即“金融业发展程度”下的“金融、保险业GDP占地区GDP的比重”，也值得考究。除湖南和吉林2省外，余下29个省市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均超过了5%。其中，有11个省市这一指标上的得分高于位于榜首的广东（图6）。从中固然可见，地区的金融实力与金融业增加值并不能完全划等号，但也不乏当地金融业发展是否真正服务于本地实业的疑问。
图6：11个省市的金融、保险业GDP占比超过广东
数据来源：Wind、新财富
对于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四川具有一定的金融实力和金融特征，致力于打造区域金融中心的省市，大力发展金融产业成为地区的支柱性产业，金融业增加值较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青海的金融保险业GDP占地区GDP的比重高达10.52%，宁夏也达9.14%，以及山西、西藏、辽宁的金融保险业GDP占地区GDP的比重也超过8%，令人欣喜之余，也需要引起警惕：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带动如何，是否存在过度金融化的风险？
一般来讲，当一个产业的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以上，就会被称为支柱性产业。随着各省市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的不断提升，也引发了外界对中国经济过度金融化的担忧。目前，通过税收制度、金融制度获取和控制金融资源，成为一些省市的优选路径。不过，地方政府如果为了繁荣金融业，通过补贴、减税等政策优惠，吸引各类金融机构到本地注册，虽然有可能带来金融业增加值的提升，却也可能会忽视当地环境承载能力，导致资源配置不当，挤出当地具有竞争力的优势特色产业。同时，值得警惕的是，金融业过度发展可能会带来区域性系统风险。
诺贝尔奖得主卢卡斯曾说过，金融随实体经济需求的引导而发展，当实体经济有需求时，金融就自然而然发展起来。虽然金融对城市发展的推动意义非常大，特别是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升级方面更是如此，然而，金融业不可能脱离实业的需求空转，区域金融应寻求适合自身产业布局和特色的方向，为实体经济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