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获颁本年度“２１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致敬文学人物”，英国国民作家伊恩·麦克尤恩携妻子安娜丽娜首度访华，却很少有人问他如何看待得奖这一话题。直到为期一周的中国之旅行将结束前，在上海建投书局举行的最后一场题为“重建虚构信仰”的公开活动中，主持人、他多部著作的译者黄昱宁问他，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停发，是否意味着文学奖本身面临一定程度上的信任危机？近年来一直是诺奖热门作家的麦克尤恩才有机会得以展现坦诚而幽默的麦氏回答。
麦克尤恩说，能得到文学奖，包括诺贝尔文学奖都是非常不错的，它们是蛋糕上非常美妙的糖霜。比如说在北京，获中国人民大学颁发的奖项，他也非常高兴，也正是这个奖项把他和妻子带到了这片伟大非凡的国土上。但他同时认为，得奖可能只是写作这个事件的副产品。“我觉得真正应该关注的，还是写作本身，一个作者找到什么样的素材，怎么样把这个小说或作品写出来，和你的作者有怎样的沟通，这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浮云，都是稍纵即逝的浪花。”
当然，麦克尤恩不否认这个浪花有时很美，更何况很多时候它以银行支票的形态展现在面前，或者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奖杯，可以放在窗台上装饰。但作为一个作家，要义还是要不断进行写作。“不管你得了什么奖，其实历史大浪淘沙，到最后大家记住你的只是你的作品，你的作品才可以万古流芳，包括像荷马、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你记得过他们得过什么文学奖吗？就算有也不记得了，我们记得的是他们的作品。所以到最后，我们判断一个作家，其实就是看作品。”
优秀的小说家要掌握操纵的技艺
这或许是麦克尤恩的由衷之言，也可谓一个拿奖拿到手软的成功作家的老生常谈，却未尝不是道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重要的是，一个作家是否写下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作品。麦克尤恩无疑做到了。时隔出版三十多年之后，余华，一个遥远的中国读者，在阅读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后惊愕不已道：麦克尤恩的这些短篇小说犹如锋利的刀片，阅读的过程就像是抚摸刀刃的过程，而且是用神经和情感去抚摸，然后发现自己的神经和情感上留下了永久的划痕。
何以麦克尤恩的这部处女作让余华如此惊愕，以至于患上了“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余华的解释是：这些故事里显示出了麦克尤恩独特的才能，他的叙述有时候极其锋利，有时候又是极其温和；有时候极其优雅，有时候又是极其粗俗；有时候极其强壮，有时候又是极其柔弱……这家伙在叙述的时候，要什么有什么，而且恰到好处。“他通过自己独特的文学，展示出了普遍的文学，或者说是让古已有之的情感和源远流长的思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得到继续。”
如此说来，麦克尤恩更像是一个横空出世的文学天才。实际的情况是，和任何写作者一样，他也没能逃开“影响”。与有些写作者不同的是，麦克尤恩毫不掩饰其他作家对自己的影响。他坦承，所有的作家多多少少都会有“偷盗”行为。“在成为一个作家时，你会看到在你之前有那么多作家已经发明了一千种写作方法，这些都是旧时代那些大作家留给你的财富。”
初出道时，麦克尤恩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即便不记得每篇小说的渊源，也肯定巡视了别人的领地，夹带回来一点什么，藉此开始创作属于自己的东西。但他不吝于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别人”的种种致敬，还努力为自己当时写下的每一个短篇小说寻找源头。“比方说，《家庭制造》，是我在读过《北回归线》之后写的一个轻松滑稽的故事。我感谢亨利·米勒，并同时用一个滑稽的故事取笑了他一把。”
麦克尤恩觉得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没有悠然自得，而是意识到了里面的危险：“有一个美国物理学家把牛顿这句话反过来说，我的科学研究之所以停滞不前，就是因为我肩膀上站了太多‘巨人’，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压得我看不到一些事实。”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努力把这种影响从自己的写作中祛除，把从他人处习得的知识和技术内化为独特的“麦克尤恩”。
而这样的独特，在麦克尤恩的信条里，并非谙熟写作之道之后的自然而然，反倒是充满操作性的。他深信，优秀的小说家一定要掌握操纵的技艺。“我觉得写小说靠的是把控信息的传达。所有的信息你不能一开始就给出，你要一步一步来，找准比较恰当的时机，在某一个节点或者瞬间，把信息一步一步释放出来。”
麦克尤恩还认为，如今流行用第一人称写小说固然是不错的方法，很多非常棒的作品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但我们也不妨努力一把把第三人称，亦即上帝视角的高地重新再占领回来。“虽然很多大学的文学系都在提供各种理论说，作家不应该以这种上帝的视角写小说。但我觉得现在互联网社会当中，所有的网民只要发声音，肯定就希望你给他一点关注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加需要有一种上帝的视角来叙事，说不定也是一个很好的角度。虽然做这样的工作要花很多精力，可能也没有什么回报。”
实际上，不只是转换人称，麦克尤恩的叙述方式也充满了变化。通常说来，他喜欢在小说里一点点释放信息，但也有时，譬如他发表于２０１６年３月《纽约客》杂志上的短篇小说《我的紫色芳香小说》，以作家帕克·斯帕罗的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他和同样醉心于文学的作家好友乔斯林·塔拜特之间的故事：塔拜特依靠写剧本偶然出名后，文学道路越走越顺，人到中年已经成为了国民作家。而比他先在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斯帕罗出版了几部小说却始终郁郁不得志，直到有一次斯帕罗偶然在塔拜特家中读到了一部小说初稿，在一阵难以抑制的冲动下，斯帕罗做出了改变两人命运的举动。这部应德国艺术策展人托马斯·德曼邀约而写，围绕Ｔｈｅ Ｓｔｏｌｅｎ Ｉｍａｇｅ主题展开的小说，本就是命题作文，从叙述内容上看，也几近于一份供词，麦克尤恩在第一段就把这个本来就不长的故事浓缩成梗概了。但故事看似交代了，实际上如黄昱宁所说，同时又发展出一个更大的悬念：我们知道事情发生了，但它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而在 《甜牙》（２０１２）里，他干脆来一个结尾就是开头的戏法，但这有什么要紧呢，你如果要明白：“它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仍然得从头到尾细细把整个故事读完，甚至得多读一遍。
《在切瑟尔海滩上》（２００７）同样如此，麦克尤恩一上来就直接把整个故事的核心推到读者眼前。他解释说，写这部小说时，他就是觉得要摒弃所有花哨的技巧，这么做的灵感则来源于契诃夫。“契诃夫写东西比较大胆，他一开场就以上帝全能的视角，告诉你这个故事的概况、走向。他是那种能把世界狠狠地抓在自己手里，并把它呈现在你面前的作家。二十世纪的作家可能就不太敢这样写了。但我是因为受到他的指引才使用了这个方法。”
无论使用何种艺术形态，麦克尤恩以为，写作最终的目标或诉求就是要探索人性。“写作者和科学家一样也在探索这个世界，只不过他们探索的是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我们探索的是人性的秘密，或人性隐秘的角落。”因此，对麦克尤恩来说，文学创作就具有这样的意义，它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自己。“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到底要过怎样的生活，这是和科学探索可以平行完成的。”
边界叙述让他拥有广袤生活感受
毫无疑问，麦克尤恩借以探索人性秘密的媒介，是他笔下的各式人物。而他在很多小说，尤其是在那些早期小说里，倾向于写那些性格上有缺陷的人物。正像他自己所说：“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很多都是边缘人、孤独不合群的人、怪人，他们都和我有相似之处。我想，他们是对我在社会上的孤独感，和对社会的无知感，深刻的无知感的一种戏剧化表达。”《赎罪》中布里奥妮的举报也许只是出于某种少年的嫉妒，但也可能是人性最深处的恶。而《甜牙》中被监视的作家在知道女主人公的身份时，顺势把女主人公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象，也并非即兴的冲动，而是一直隐藏于他灵魂内部的无情。
在麦克尤恩眼里，人的潜意识内部所包含的黑暗因子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他偏好表现黑暗要素，以至于为他赢得“恐怖伊恩”的名头。但更准确的描述，无疑如余华所说，麦克尤恩的叙述似乎永远行走在边界上，那些分隔了希望和失望、恐怖和安慰、寒冷和温暖、荒诞和逼真、暴力和柔弱、理智和情感等等的边界上，然后他的叙述两者皆有。就像国王拥有幅员辽阔的疆土一样，麦克尤恩的边界叙述让他拥有了广袤的生活感受。
麦克尤恩很多小说都体现出边界叙事的特点，也有不少怪诞的反常规甚至很极端的文学描写，让人不禁好奇他从何处获得灵感或说资源？麦克尤恩坦然道，他的创作往往处于非常被动的接受状态，所谓的灵感，可能来源于别人说的某些话，来源于新闻，或者来源于他在笔记本上寥寥记的几笔。他说，作家在面对不同灵感和想法时，好像从风中捕捉一片叶子一样，叶子有很多，究竟拿哪一片？似乎总有一片叶子看起来你更需要抓住它，你从内心深处就知道想要追寻探究这片叶子。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的灵感可能源自于我们的个性，可能源自于我们的过往，也可能源自于我们想要找到新的灵感的这种绝望。
近年来，麦克尤恩的作品笔触变得更加柔软。他把这种变化归结为家庭的影响。“在我的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转折性事件就是家庭和孩子。我和妻子结婚时，她带来了两个孩子，之后我们又养育了两个孩子。孩子的出生和成长是一个充满惊喜和满足的过程。人上了年纪，常会流露厌世、悲观的情绪，有了孩子就完全不一样，你会希望整个世界变得更好，这种向好发展的趋势能为更多人所享受到。这让我的写作基调里多了温暖、包容和乐观的因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恐怖伊恩”不再，事实上麦克尤恩对生活中的不完美依然感兴趣，但他试着渐渐让更多的光透进来。
他的近作《坚果壳》的写作契机就来自当时家庭尚未降生的新成员。“当时我儿媳妇挺着大肚子，怀着８个多月的胎儿，我就在琢磨，这个小生灵能够听到外部的对话吗？能够感知外界发生的事情吗？”小说挑战了胎盘中未成型婴儿的叙事视角，可谓向《哈姆雷特》致敬的超现实之作。在作家小白看来，麦克尤恩在叙事上做了一个标记，那就是胎儿可以想象。这种如同命运转折点的瞬间，其实是麦克尤恩推进整个叙述逻辑的工具。
小说可以帮助我们解读或理解现实
虽然如学者止庵所说，麦克尤恩是一个“小而深”的作家，无论他关注多大的事件，最终还是回归到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上来，他还是关注这个很小的世界，把这个世界挖掘得特别深，使得他的作品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情感深度。
但麦克尤恩无疑也追求“宏大”和“浩瀚”。他的很多小说都是和现实扣得非常紧，从国际政治到环境科学，到性观念、宗教、法律，包括恐怖活动……几乎涵盖所有当代社会最关心的话题。他所谓的“更多的光”也指的，他后期的小说会尽力容纳爱情、政治、科技、音乐、法律等各方面的元素。
换言之，这使得他的创作在“小而深”和“大与广”之间获得了某种统一。但他的切入点不同于很多作家，就像他自己说的，在过去二十年中，他一直在写现实小说，每本书都要做很多研究，动力之一是他想了解别人的工作。“我想知道当一位法官、律师、科学家、神经科医生、心理分析师、间谍等，是怎么回事。”
在刚完成的新作《像我一样的机器人》里，麦克尤恩就想知道人工智能是怎么回事。小说背景设置在１９８２年，这个时代跟实际的１９８２年有点不同的是，他稍微改变了当时的政治局势，也使得小说里的科技上比实际上的１９８２年要先进一些。故事主人公三十出头，一直过得不太顺利，突然他得到了一大笔钱，买了一个优秀的男性机器人。他把它带回家，可机器人后来爱上了他的女友。但这个女人有一个秘密，等日后慢慢揭开。麦克尤恩坦言，他当然不是要写烂俗的三角恋，而是想探索机器人是否会有自我意识，人工智能究竟需不需要有道德感等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这本小说与其说写的是未来，不如说写的是现在。而在他看来，最优秀的科幻小说也一定如此。
事实上，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的题为《如果有一天机器人写出了小说》的获奖演说中，麦克尤恩探讨的也是人工智能的话题。他说，很多人都非常担忧机器人的到来会不会给人类和个体带来一些冲击。这种担忧或许是多余的。因为人总是能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不然也不可能活到现在。“其实对人来说，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们有自己的意识、思想，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自己的肉身，人工智能可以写小说，但它没有人体做感知的凭借。但我们有身体，可以感知疼痛，可以有情感，有怀旧的情绪，兴奋的情绪，后悔的情绪，所有这些都是由肉身给我们带来的。我们不要忘记自身的这些优势，这些都是人工智能所没有的。”
而最终检验一个机器人是不是有意识的方法，麦克尤恩以为，就是看它能否写出一本有意义的原创小说。因为小说是一种非常私人的艺术形式，探索的是私人情感以及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果有一天机器人能做到这一点，将确凿无疑地证明一件事：一种全新的，有意识的造物已经降生在我们身边了。这或许会给社会带来风险，并加深人的异化，但从积极的意义上讲，也意味着我们将有机会通过我们所创造的这些“他者”的眼睛看见我们自己。在麦克尤恩看来，这也是小说活着的重要理由所在。“要想进入别人的思想，要想衡量不同人的思想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容纳它们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小说依然是最好的途径，最好的工具。小说家是在他人的思想之海上扬帆的水手。电影直观易懂，也很引人入胜，但它并没有像许多人预言过的那样让小说消亡。只有小说能呈现给我们流动在自我的隐秘内心中的思维与情感，以及那种通过他人的眼睛看世界的感觉。”
不仅如此，以他的理解，小说可以帮助我们解读或者是理解现实，尤其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在他的小说里，无论《赎罪》也好，《甜牙》也好，我们都可以看到虚构的力量如何干预现实，改变现实，或者说让虚构和现实之间发生很有魔力的作用。当然，在麦克尤恩看来，小说家的重要义务就在于，以文学或小说对现实做很好的抵抗，同时也可以让我们和时代、现实有一种和解。“读小说这个动作是比较安静的，你在读一本你相信的作家写的小说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内心平静，对现实也会有更加的确定感。虽然说我们的现实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我们可以用小说或文学的力量与之抗衡，找到那种内心的平衡感。”
麦克尤恩坦言，这种平衡感在这个年代里正变得越来越难得。在他看来，文明健康的社会应该给予个体充分的空间，但现在的情况是，这个空间正在萎缩，人们每天被手机“占据”和打扰，正逐渐丧失从容思考的条件和能力。而这也是他的作品往往表现出一种怀旧情绪的原因。但他同时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比以前更具有挑战性，我们应该越挫越勇，不断和现实做搏斗，找到新的东西进行写作。
至少就现在而言，麦克尤恩依然对很多事物充满好奇，而咖啡和报纸仍是最让他上瘾的东西，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的一系列举动让他觉得饶有兴致，他也很想探究英国人选择“脱欧”背后的真实心理。正是这种好奇心让他的大脑和心灵保持年轻。他也依然抱有写出完美小说的雄心。“我一直在致力于写出这样的小说，就像完美的花瓶那样，一旦读者进入其中就再也出不来的小说。”麦克尤恩希望，这部“完美小说”，即使在一百年后重读，也能一字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