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艺术不断成为社会消费品的时代，并逐渐剥离掉神圣性与对文化最起码的尊重之时，如何进行传统文脉的接续，始终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点；当西方的各色理论与艺术样式不断充斥着中国学术界，如何确立民族文化的价值，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当资本的力量不断介入艺术品流通时，如何保持更纯粹的艺术品格，更是书画家们不断反思的问题。中国的书画艺术无论发展到何种阶段，始终都不可能脱离“写意精神”、“书画同源”、“人格品藻”、“气韵生动”等中国绘画特有的标准。
韩启东，作为一个坚守传统文脉的书画家，始终在诗书文翰中孜孜耕耘，他坚持古代文人的必要修为，以文心陶染胸臆，以书法滋润画情，以画意拓展书体，不断构筑自己内心的完满世界。随着当代学科发展的越来越细化，学问越做越细，书法与绘画也越来越走向专门化。我们离通才的时代渐行渐远，各种观念盛行，忽视文化自身本位，成为越来越多书画家的通病。韩启东早年曾受教于书坛巨擘沙孟海先生，并得其指引，诗文兼修，书画皆擅。他以书法为筋骨，以诗文为魂魄，以绘画为桥梁，去不断探寻传统文脉的旨归。诚如著名学者卞毓方先生对他的评价：“字势生动，宛若天然，实得造化之姿，神变无极！启东，当代书法历史正统之卫道士也。其作士气充盈，诚吾炎黄文化之幸耳”。此评价不可谓不高。也正指出了韩启东对传统文化的敬意、坚守与成就。
▲韩启东《行旅谿雲》尺寸：50x50cm 纸本 2013
二
当代中国画发展的缺陷，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对书法的系统性训练，韩启东警惕地意识到这一症结所在。因此，他始终将书法艺术放在一个至高的位置，将书法作为绘画提升的法门。对于书法的终极追求，韩启东曾有较为明确的判断：“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知其伦，是谓天钧。天钧者，天倪也！”美为何物？美于何处？籁者也，集天籁、地籁、人籁之大成者，大美也！吾书之求索，不懈也！
对韩启东书艺的探讨，我们先从他的草书开始，这也是他驰名艺林的立根之本。
▲韩启东《草书李白将进酒》97x180cm 纸本 2015
《将进酒》是韩启东创作于2016年的精品力作。
该作充分发挥了草书在节奏感和韵律感上的特性。豪放恣肆书风与李白达观超迈的诗意极为契合。
作品的起首三行极尽章法变化的可能性，跌宕摇曳。“君不见黄河”五字的处理，墨法上由浓到淡，“君”字将笔势打开，其余四字所形成的脉络向内倾斜；“之水”微微产生一个小的节奏变化；至“天上来”三字演变为另一种节奏，作为整个行气的收束，开篇的章法就颇为不凡。
第二、三、四行更多强调干笔的使用，收放自然，行气总体上还是向左下方倾斜。第五行成为一个重要的节奏节点。由短促之势逐渐将格局打开，至“散”字成为高潮，至“还”字则收住气脉，承接住前四行向左下的动势，如定音符一样，在跌宕中求得了微妙的平衡。
自第六行起，“复”字统领了行气，其后的数字，如水银泻地，气脉贯通，掀起了新的波澜。第七行的变化更为丰富，“丘”字成为全篇的高潮，结字大开大合，似断还连。
自第八行至十四行，整个作品进入到一种平和的状态。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内部的结构妙趣横生。
终篇的“尔同销万古愁”又是以激昂的气势掀起最后的浪潮，“愁”字拉伸末笔，取横向延展，拖住了全文的气势。最后的题款精致而有余味。
纵观整篇作品，章法纵横捭阖，字法舒展而不失理法，用笔遒劲，如一曲宏大的交响乐，观之荡气回肠，使人久久不能平复。
▲韩启东 王维诗《竹里馆》尺寸：138x38cm 纸本 2015
假如《将进酒》是韩启东横批作品的代表性作品，那么，《竹里馆》则成为立轴的鲜明代表。该作品一变雄强的风貌，而追求超逸的气格。韩启东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毛笔的特性，特别是干笔的使用，堪称精绝。整个作品如长枪大戟，舟楫横江；结字也是极力去拓展结构的可能性，如绵里藏针、如锥画沙、如虫蚀木、如折钗股、如屋漏痕。初看情义绵绵，实则笔画风驰电掣，是在精爽与遒劲、干笔与湿笔、内偃与外拓、含蓄与张扬、凝练与疾驰间寻求微妙的平衡。
韩启东的隶书也是自成一格。他将从绘画中获得的灵感渗化到隶书中，将草书的丰富笔法融汇到隶书里。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窥看到《张迁碑》《封龙山颂》《乙瑛碑》《礼器碑》等经典隶书的精到，更有《泰山金刚经》的宽博和雍容的气象。我们看他创作的隶书《青玉案》，没有着意在隶书方折的笔意上，而是寻求圆转饱满的造型，特别是绘画中特有的逸趣，笔墨浓淡相宜，造型古朴可人。
▲韩启东《大盂鼎之文》尺寸：50x50cm 纸本 2014
此外，韩启东的大篆古奥拙朴，别具一格。《大盂鼎之文》创作于2014年，是以西周早期金文为追忆的对象，该作品恰切地表现出西周早期的金文特点，兼有瑰异凝重和雄奇恣放的气质，字体庄严凝重而美观。
三
韩启东的人物画以罗汉像闻名。他是以罗汉的形象作为体禅悟道的途径，也是他心境的体现。韩启东熟读传统经史文翰，在传统文脉的序列中寻觅到自我容身的栖居之地，这是一种为天地立心的抱负，也是自我心性调控的手段。在繁华的都市，他坚持古代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格追求。只是在他的笔下，没有出现酸腐的文人形象，摒弃了陈旧的吟诗作画，代之以金刚之身与智慧之性的罗汉形象，同时，也可以照见其内心的淡定与沉静之光。他笔下的罗汉不仅有沉思面壁的息心静气，有白眼傲视的耿直倔强，有憨态可掬的平淡超然，有怒目圆睁的愤世嫉俗。表面上，他描绘的是一个个形象鲜活的罗汉形象，实则都包含了画家看待这个污浊世界的不同视角，是他人生观与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更是他人格化的代言人。
笔者以为，韩启东的人物画可以归并入文人画的阵营，是经过诗、书、画全面熔铸的精神产物。我们回看历史，文人画从本属于中国绘画的细枝末流逐步壮大，发展为几乎能代表中国主流绘画的重要门类，其历程备受研究者瞩目。中国文人画首先是展现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方式，然后才是其才华修养的途径。因此，文人画作者往往通过隐喻性的符号和独特的艺术手法来传达自己对世界、人生的看法，这也成为区别以往其他绘画种类的独特精神特征。正如前文所述，韩启东笔下的罗汉形象正包含了某种隐喻性，成为精神诉求的特殊符号。他寻找到一种化古为新的手法，将文心、诗意、德行汇融在作品中。他试图通过对笔墨的驾驭来达到“法无障，障无法。法自画生，障自画退”的自由境界，而非追求“无法”的自由来忽视笔墨的锤炼，将玄虚观念凌驾于笔墨之上。这种至高境界需要常年的笔墨锤炼和过人的领悟力。
韩启东的绘画始终强调“书画一律”的要求，也成为他绘画的安身立命之本。对书法、绘画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唐代，宋代书法与绘画的联系更为紧密。苏轼认为，作画、作诗与写字均得于造化，是文人士大夫独特的文化本能。文人画是文人画家内心情绪的外化之物，潜藏着对技法的忽略，但这并非苏轼的本意。从苏轼大力推崇李公麟就可看出，自他倡导文人画，他强调文人画的意境，却并不是否认技法。韩启东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仅将绘画作为一种无节制的遣兴之作，艺术之源必然枯竭，并沦为笔墨游戏。因此，他高度重视人物的造型，这种造型又并非斤斤于外在的“形似”，必须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是在格法大备之下的从容与书写。这些都成为韩启东艺术之路上始终坚持的基石。
▲韩启东《达摩图》尺寸：120x45cm 纸本 2015
《达摩图》是韩启东创作于2015年的作品，描绘了达摩行吟的意境。作品的格调高华，用笔洗练。达摩身着朱砂的僧袍，目光如炬。画家巧妙地将一列书法题于罗汉的身后，恰似一堵墙壁，在绘画与文字间形成了无声的交流，以意写形，既空灵又饶有古意；整个作品皆用飘逸的线条完成，只有人物的垂地的宽袍用数笔凝重的线条暗示出身体的重量。整个作品如一团元气，概略而浑成，眉目传神，韵味十足。
▲韩启东《迦蓝天际遥》尺寸：50x50cm 纸本 2014
《迦蓝天际遥》是韩启东颇为独特的作品，一位蓬头垢面的罗汉在树下安坐，人物宽大的袍服纯用书法的笔法完成，元气淋漓。笔法如项庄舞剑，墨厚而体轻，通透而质实，是不可多得的铭心佳品。
韩启东的人物画是“无意为佳而乃佳”，其妙处在于造型古朴拙厚，将对书法艺术的理解融入到人物画的创作中，笔法灵动，既体现了画家深厚的传统学养，又彰显了他对艺术极为独到的理解。
他的山水画意境悠远，点景人物洗练，往往以大笔写之。如《行旅溪云图》，景虽小，而诗境宽；笔虽简，而情意绵。他擅于用大笔营造浓郁的文人气息，在画面的远处、缝隙间点染出三两个主题人物，往往笔才一二，而像已应焉。
他的花鸟画充分介入书法的用笔，树木的枝干有浓浓的篆籀气，而枝叶则完全以草书的笔法写出，笔力雄强，老辣多姿。
四
韩启东另一个身份是书画收藏家。他以家中庋藏的众多先贤巨迹来滋养自我的灵府，以先贤笔底自然流淌的情致去丰富自我的心性，以先贤高华的德行懿范来规约自我的文化操守。
韩启东对传统与创新有如下判断：“今之新，明之旧；时之前卫，或为来日之传统。传统乃博大之长河，不时将点滴之新品纳入，并毫不眷顾，大踏步向前！传统有糟粕与精华之分，每每之精华，即汇就历史之正统，为史之珍捧！艺术之唯一标尺，创造，即继承历史之正统而发展、创新也！或有问：某些创新，无底蕴、无品味、无传承，何解？必复曰：非创新，凭空臆造，蔑古、无蕴自浅且俗之哉！”他坚信真正的传统是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凡是真正的创造必将汇入传统的大河中去，而创造又必然是从吸收古代经典作品中来，而非个人一厢情愿的粗制滥造。他对传统文化的体认可以从他大量的诗文手稿中可以感受到。
韩启东是以历史长河为视角，去放眼当下；是站在纯正的传统文脉中，去看待当代艺坛的纷繁众象；是以传统正脉的坚守者，来期待个人的全部艺术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