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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醴陵考古发现千年秘色青瓷

2018-12-21 15:09  收藏投资导刊   王立新

  2018年7月3日湖南醴陵市文物局首次在《醴陵文体》官方媒体上正式公开宣布,距今1000余年的五代十国时期古窑址堆积层在醴陵市毛家岭被发现。经文物专家鉴定,这是醴陵窑烧制瓷器最早的一座古窑。初步确定为晚唐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专贡王室使用的秘色青瓷古窑址。也是目前湖南省内唯一能从五代时期到今天延续千年窑火不断的制瓷圣地。

 醴陵秘色青瓷古窑址首次被发现

早在2008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的唐家坳瓷窑址,现场出土了许多宋代青瓷和褐色釉瓷碗。宋代瓷片的发现,已将醴陵烧造瓷器历史推前至宋元时期,而今年4月份考古勘探新发现了毛家岭窑址的确认,将再一次把醴陵窑烧造瓷器的历史推前至五代十国时期,距今1000余年,这也是在湖南醴陵窑遗址区内第一次发现最具神秘色彩的秘色青瓷。

▲醴陵市文物局考古队在醴陵窑毛家岭五代十国龙窑遗址挖掘考古现场(醴陵窑管理所供图)

五代十国上乘大唐盛世,下启赵宋王朝,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而醴陵窑秘色青釉瓷的出土揭秘了一个沉睡千年的神秘王朝——史称马楚、又称南楚朝。

晚唐时期的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动荡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在陶瓷生产方面,瓷窑数量略有减少,但瓷器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一时期的主要瓷窑有越窑、耀州窑和定窑。醴陵最早发现出土过东汉时期的陶器,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的瓷器从未被发现,秘色青瓷的出土更属首次。随着近几年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文物考古勘查和挖掘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宋代、元代、明代的古代龙窑以及大量瓷片。并确定了进一步探明五代十国醴陵龙窑的真实存在。这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拥有千年制陶历史的醴陵窑会被重新定位。

揭开南楚王朝神秘面纱

五代十国纷争不断,河南人马殷(852-930年)在湖南建立南楚国,创立了一个藩镇型的朝廷,成为湖南历史上唯一国家政权。马殷统治湖南期间,给百姓提供了一个50多年相对安定的环境,使得湖南经济得以繁荣。这个和平富足没有战乱的时期也是湖南陶瓷业快速发展的绝好时机,当时的南楚国皇帝和南楚王室贵族们都需要拥有大量精美的生活用瓷,此时的醴陵隶属长沙府管辖,水路运输发达,醴陵的渌江河水经株洲汇入湘江,精美的瓷器运送到长沙府除了进贡皇帝马殷,同时也成为南楚国贵族们争相抢购的奢侈品。因为是专门为南楚国皇帝、楚国贵族烧制精美名贵的瓷器,南楚王曾下旨命湖南醴陵窑仿造烧制秘色青釉瓷器作为皇帝专用,“庶民不可用之”。

▲醴陵窑出土的五代十国青瓷钵残片和垫圈(醴陵窑管理所供图)醴陵市文物局藏

一千多年后,这些沾满泥土的神秘秘色青瓷意外地在醴陵惊艳出土。

从现在毛家岭出土的秘色青瓷片得知醴陵窑在五代十国时期绝非是一般的民窑。而有可能是以专门烧制秘色青瓷产品的“御窑”。从出土瓷片实物得知在五代十国时期,醴陵窑是以烧制青瓷为产品的主流。

▲醴陵窑出土的五代十国秘色青瓷和匣钵(醴陵窑管理所供图)醴陵市文物局藏

醴陵制瓷的历史沿革

早在2012年前,比较罕见的宋元青瓷窑址就曾在醴陵沩山千年古瓷村里被发现,在醴陵沩山村古窑群遗址区里,醴陵市文物局考古队在例行勘查时,就曾在清代同治年间的古窑王大德生号旧址老龙窑的附近,勘探到了几座罕见的宋代古龙窑,出土了许多宋代斗笠碗、火照和大量的印花青釉瓷碗。根据当地村民讲述,有60多袋出土的珍贵瓷片被运到株洲市文物局的仓库收存保护起来,株洲市文物部门根据有关线索,又在醴陵市沩山窑址附近的黄獭嘴、枫林市、八步桥等乡镇进行了一次有关古瓷址的详细调查和勘探,通过数个月的仔细探寻,最终发现了宋元青瓷窑址、清代青花瓷窑址各四处。据了解,四处宋元青瓷窑址均位于黄獭嘴、沩山村、枫林市境内,古瓷窑址地表为灌木丛,地面暴露大量青瓷碎片和匣钵,烧垫等器物,窑区分布面大约5万平方米。由此可见,醴陵沩山窑在宋代的时候就曾经是烧制瓷器的中心区域,当时的制瓷工艺水平已经非常精湛和成熟。

▲醴陵窑出土的五代十国青瓷钵残片和垫圈(醴陵窑管理所供图)醴陵市文物局藏

醴陵的历史非常久远,《礼·含文嘉》指出:“神农修德耒耜,地应之以醴泉神农就田作耨,天应之以嘉禾”。东汉时,因“醴泉”(位于今醴陵市城北)之名而置醴陵县。

醴陵窑的秘色之瓷

2018年4月醴陵窑首次考古发现了这座五代十国时期与西安法门寺出土的“秘色青瓷”完全处于同一工艺水平的古龙窑。为数众多精美青釉色的青瓷碗、碟和数千片瓷片和窑具在泥土中深埋了1000余年后惊艳出土,实物经考古认定与法门寺地宫出土实物一致,让见多识广的陶瓷专家们都万分惊愕。

据2018年7月3日,湖南醴陵市文体广新局在《醴陵文体》官方网上报道:“这次醴陵窑文物考古队最新发现的五代龙窑窑址,通过调勘发现古窑址一座,依地名命名为毛家岭窑址,该窑为龙窑,残长7.2米,因为修331公路开路采土,窑头和窑尾已被破坏,窑壁残断不全,该窑址大体朝南依山势而建,窑内垮塌有大量的红烧土块,其下为大量破碎匣钵、垫饼、垫圈、瓷片等,窑床烧结面还保存。

窑址末侧为烧窑废弃堆积,经调查发现大量的圆筒形匣钵。该窑址大量使用匣钵装烧,匣钵内碗盘层累叠烧,以带支钉垫圈间隔,匣钵与匣钵之间以垫饼间隔,匣钵靠近底部往往钻有圆孔,应是烧窑时使于青瓷受热均匀……”。

2018年8月,醴陵窑管理所将再次继续对毛家岭窑址周边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以寻找同时期五代十国古龙窑窑址。

从这次醴陵窑毛家岭古窑址出土文物里发现的瓷片大大少于窑具,可见该窑烧造瓷器成品率高。窑址主要以烧制碗为主,其他器类还有热壶、罐、钵、盏、缸、坛、杯、网坠等,多施青釉、青黄釉,这些瓷器都具有五代十国时期青瓷器特征,可能是五代十国时期专门为楚国王室烧造秘色青瓷的“官窑”御瓷遗址,对秘色瓷的“秘色”两字,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比较认可的一说是“秘”与皇家有关,如禁中藏书处曰“秘府”、“秘阁”,又或云稀有、稀见之物,如秘文、秘典和秘籍等。秘色青瓷在湖南醴陵窑遗址区被首次发现,实属罕见。

醴陵窑遗址核心区沩山窑区面积20.3平方公里,从2012年至2014年考古调查发现,通过出土的瓷片、窑具等实物,现在可以确定醴陵沩山窑区从晚唐时期就开始烧制青瓷,历经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历朝各代,直至上个世纪的60年代,窑火绵延千年,现保存有古窑址84处,与瓷业相关的其他文物遗址89处,可以说它是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的“活辞典”,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陶瓷文化的历史根脉。

秘色之谜

唐代瓷业虽出现“南青北白”的局面,白瓷向青瓷的传统优势地位提出了挑战,但就唐墓各期出土瓷器考察,特别是南方的唐墓,青瓷出土数量仍然多于白瓷,南方各窑仍然继续烧造青瓷。

▲陕西法门寺出土的唐秘色青瓷八棱直颈瓶、葵花口盘

后唐庄宗(李存勖)同光4年(923年),越窑瓷器被称为“秘色瓷”。这种称呼的由来据宋人的解释是因为吴越国钱氏割据政权命令越窑烧造供奉之器,庶民不得使用,故称“秘色瓷”。清人评论“其色似越器,而清亮过之”。

这时期的瓷器,质地细腻、原料处理精细、多数至浅灰和灰色,胎厚转薄、表面光滑,醴陵窑这次考古新发现的五代十国时期青瓷龙窑址出土的青瓷黄釉瓷碗片,器型规整,口沿细薄,转折处分界显明,给人以轻巧之感,成型操作十分严格,胎外通体施釉,薄而均匀,釉色仍以黄为主,滋润有光泽,呈半透明状,但青绿釉的比重已比晚唐时增加。其后以青釉为主,黄釉少见,胎釉结合紧密。

▲陕西法门寺出土的唐秘色青瓷八棱直颈瓶、葵花口盘

“缥色”是青釉中的特色釉。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解释“缥”即“缥帛青白色”。据专家研究,胎质坚细、釉色淡青的瓷器即所谓“缥瓷”。由于烧成气氛不同与成分不一致,在青色中也有青绿、黄绿或青灰色,有的釉较为透明,厚而多细小开片,有的釉则不很透明。学者们认为,缥瓷与以后出现的龙泉窑青瓷系有密切的关系。此时瓷器已不再是达官贵族的奢侈品,它已深入民间,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丧葬冥器和供器等等。

中国陶瓷的制作历史源远流长,尤其唐朝以来,名窑林立,灿若星辰,但千百年来,我们对陶瓷的研究仅仅停留在鉴赏器物本身和相关文献摘录,未能与田野调查科学与考古相结合,留下了“以数千年陶瓷著称的中华,竟没有一部陶瓷史”的遗憾。


直到近代,陈万里先生“走出书斋”成为第一位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察的学者,中国的陶瓷研究才进入一个新阶段。自陈万里先生始,我们对众多窑址进行了科学发掘,结合窑址的标本实物和烧造器物遗存印证了众多传世名品的窑口归属,烧造技术和年代上下限。

五大名窑诞生之前的五代乃至唐,传说中的柴窑和越窑秘色瓷虽已风靡天下,但可惜柴窑至今难以确定具体生产的窑口,甚至连标准器都未能获得公认,只有因之定名的柴世宗一句“雨过天晴欲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和“薄如纸、声如磬、明如镜”的传说,让历代陶瓷爱好者心驰神往。在浙江慈溪上林后司岙秘色瓷窑址的发掘之前,我们对秘色瓷的认识相比历代虽有进步,但也仍只停留在文献和实物比对的层次,未有明确的考古材料进行支撑。

《全唐诗》中收有陆龟蒙一首《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千百年来,秘色青瓷一直都是历代帝王苦苦搜寻和收藏的“神器”。

后唐同光元年徐夤的《贡余秘色茶盏》:“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这两首诗是研究秘色瓷最早的文献材料。

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后人也只能从诗人的诗词里想象秘色瓷的美丽,对于秘色瓷的真身完全不得而知,因为作为当时吴越因钱氏进献的朝廷贡品,它被勒令“臣庶不得使用”。

到了宋代的开宝7年(974年)南唐袁州萍乡制置使刘茂中大掠醴陵。由此可见当年的醴陵窑区窑厂林立,“村村陶埏,处处窑火”,古窑甚多,物绕富足。北方长期战乱,大量的难民逃到了江南地区,由于江南地区相对稳定,因此陶瓷业也迅速发展,相继在浙江萧山、上虞、余姚、江苏、湖南、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出现了许多青瓷窑址,形成了一个青瓷的大家庭。由此可见醴陵窑出土“秘色瓷”是有制瓷基础的。

(作者 王立新 系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可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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