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先生与二月河在马来西亚合影。
二月河给冯其庸先生的一封信。
2018年12月15日，二月河走了。一早在微信中看到这消息时我是震惊的。于笔者而言，二月河是个年轻的作家，之所以觉得年轻，是因为与冯其庸先生有交往的很多学者、作家高寿居多，包括刚刚过世的李希凡先生和金庸先生。二月河不管是在辈分上还是年龄上，确实年轻了些，也确实可惜了些——可惜他正当创作年华，可惜他大器晚成却早早收场，可惜他朴质平实却也有是非争议……
二月河与冯其庸先生的交往已成为美谈。因为冯先生生前，我听他不止一次说起，所以对他们之间的故事略知一二。二月河虽然是草根出身，但作为冯先生关心、关注成长的众弟子中的一员，他在文学界取得了如此成就，极为不易。
在冯其庸先生遗留下来的信中，有一封是二月河在1986年写给他的，信件一开始写道：
冯老师：您好！
接连收老师长信，实感不安。有些具体琐细事，我自己都没想到，而您都作了周详安排！这里再寄书五册，请老师转启功先生、戴逸。注明“学生”的仍是送老师您的，其余两本称冯老师的一本赠冯牧同志，一本赠冯统同志。如老师认为无必要，留作自存也可，只略有不恭。您如尚不足用，请告，我完全满足。
从信中可以看出，冯先生与二月河经常有信件交流。此信写于1986年4月18日，二月河提到寄给冯先生五册书，这五册正是刚出版的《康熙大帝》第一卷。二月河请冯先生转给启功、戴逸、冯牧诸位先生，还有编校纳兰性德《饮水词》的冯统先生等。随后，我们可以在《冯其庸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中看到，1986年5月21日，由黄河文艺出版社邀请，冯先生与周远廉、邓庆祐、冯统一同赴郑州，参加24—25日黄河文艺出版社召开的座谈会，讨论二月河小说《康熙大帝》。五册书即为会议前二月河给冯先生与参会学者所读。而《年谱》中也注明：“会议讨论小说《康熙大帝》，先生发言，在会议上充分肯定其成就。”
1.第一次见面印象：“冯先生是个热水瓶性格的人”
笔者根据《年谱》和现在可以看到的他们之间的往来通信，对他们的交往按时间顺序进行了整理（凡引《年谱》处，不一一注明）。
冯先生与二月河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全国第三届《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
1982年10月19日，在上海举办第三届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会议开幕式由冯先生主持，闭幕式也由冯先生作总结发言。会上，冯先生见到了二月河（原名凌解放）。在此之前，二月河曾给《红楼梦学刊》投稿，并致信给冯其庸先生，用二月河自己的话来说，他寻寻觅觅，在《红楼梦学刊》的一连串名单中发现编委里头有“常务”二字的是冯其庸先生，便给冯先生写了一封信，敬称冯先生为“老师”。信中大概意思是请老师过目自己的文章，希望垂赐几字，告知他在这个领域里是否能够有所作为，倘若老师看尚有一线之明，亦请告知几字，他便在此领域更加努力。信连同稿子寄出一周左右，冯先生的亲笔回信就到了。
回信比去信还要长。冯先生回复：
解放同志，来信及稿件均已收阅，文章很好，显示出作者炼字炼句的功夫，结构也相当合理流畅，我已建议《学刊》发表。我意文章以坚实为好，其内如精金美玉，其外则富文采，读来犹如《汉书》下酒也，我已建议您参加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盼能届时一见以慰渴想。
收到信后，二月河周围的朋友告诉他：“这是一位文豪，毛主席曾经赞赏过他，是一位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有一定影响的文人。能给你写这样一封亲笔信，是你有福。”种种议论在二月河身边朋友中诵说，都是赞许冯先生的话，也有夸奖他的话，聚在一处，让二月河既感慨又激动。于是又不停地写了好多文章寄往北京，寄给冯先生，连冯先生的夫人夏老师和家人都知道了二月河，并说“这个人很能写”。冯先生的回信中还称赞他写的论文“想象丰富，用笔细腻，是小说的笔法”。
就这样，在冯先生的邀请下，凌解放参加了《红楼梦》学术讨论会。第一次在会场上见冯其庸先生，凌解放坐场下，冯先生坐上面主席台，他端看台上的冯先生，感觉不似他想象那样随和，那样亲切和蔼。冯先生主持会议，无一苟且应酬之言，无一无缘一笑，也不交头接耳与人随便言语，“这是个热水瓶性格”，当时他便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后多少年与冯先生接触，和冯先生所作所为对照，他都没有改变过作如是想：热水瓶一样的性格，激荡的精神，满腹的学问，充盈的智慧与热情，待人接物的亲切温馨都包容在严肃冷静和不动声色的外表之中，不深入接触，你是感受不到的。
会后空暇，冯先生与凌解放有所交流：“你的文章我已阅读不少，我认为选择一个合适的方向，你搞文学创作的成功机会会大一些。你的文笔很好，是写作文学作品的手法，更适合这个门类。”凌解放当时的回答是：“我一定好好选择突破方向！”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凌解放在参加一个分组的讨论中，听到一些学者的提议：“至今没有一部像样的文学作品写执政61年的康熙。”凌解放豪情一句：“我来写！”有了这一个方向，也为了自己的承诺，他回去就投入到了查阅资料、搜寻史证的工作中。
此后，他与冯先生的交往从未间断。
1984年3月25日，冯先生带着研究生外出学术考察，历时两个月，从山东，经江苏、上海，再到湖北、四川、陕西、河南，饱览黄河、长江流域诸多胜迹与壮观山河，寻访历史文化遗迹，参观各种博物馆，留意碑刻文字，一路会见各地学者文人，收获极丰。一路上，冯先生为学生们讲解各种碑刻背后的历史，阐述文学作品的价值，并介绍自己的治学经验。还利用余暇时间，校看《精忠旗》稿，阅读《〈红楼梦〉人物论》等书稿。最后到达南阳时，冯先生特意去看望二月河，并应其请求，评阅他的《康熙大帝》书稿。
冯先生到南阳要看《康熙大帝》书稿，二月河既高兴又着急，他后来说：“《康熙大帝》当时已经写了17万字初稿，可都是草稿，连勾带划，此转彼接，生人看生稿会很费劲。”于是，他便连夜赶工，抄出十章给冯先生看。冯先生看完后拍案叫绝，立刻表态：“你的什么掇红集，还有什么红学论文都不要弄了，这样就好，这就是你的事业，写完后马上告诉我。”冯先生当时正在做《红楼梦》的研究，也在大力推动红学研究，但他因材施教，并非要把有才之士全都囊括到红学领域，而是按照年轻学人的特长，鼓励他们向某个方向发展。从这之后，二月河便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中，而冯先生对二月河的关心并未因为不在同一领域而减少。
1984年9月23日，冯先生给二月河寄去《左宗棠年谱》，供他写作时参考。
1986年3月25日，冯先生收到二月河寄来的刚刚印出的《康熙大帝》第一卷。4月18日，二月河又给冯先生寄去五册书，让冯先生送给启功、戴逸等人。
1986年5月10日，中华书局送来《列藏本石头记叙言》校样，这是冯先生等人专程到苏联弄回来的《红楼梦》珍本，也是冯先生的重要工作。但对于此前二月河寄来的《康熙大帝》第一卷，冯先生念念不忘，所以在校对的同时，快读一遍，感觉很好。5月21日，黄河文艺出版社邀请冯先生赴郑州参加该小说座谈会，随即允之。24—25日，冯先生在座谈会上给予此书充分肯定。
2.“二哥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汉子”
二月河成名后，别人对他的尊称有“二老师”“二院长”“二先生”“二月河老师”等等，而他最喜欢的称谓是“二哥”。12月15日二月河去世当天，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何卫国先生发布了一条这样的信息：“二月河先生早年不敢坐飞机，每次请他出席活动，他都用浓重的河南话说：‘卫国，给我订火车票。’记得去年冯其庸先生去世后，我约他写篇纪念文章，他说：‘冯先生于我有恩，我一定写。’二哥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汉子！一路走好！”二月河正是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文化人。
冯其庸先生于2017年1月22日去世后，无锡冯其庸学术馆“宽堂书屋”微信公众号曾发布二月河的纪念文章《吾师虽离去，思绪永缅怀》，文中二月河把自己与冯先生交往的过程用他特有的笔法进行了描述。吕启祥先生是红学界的老前辈，他的先生黄安年老师的博客中也提到：“在学会经费拮据之际，二月河几次伸手赞助，令人感动。二月河是个知恩图报之真君子，即使名扬天下也不忘知恩图报……”这一切，都来自冯其庸先生与二月河的交情。
二月河后来也真的把红楼梦学会当成了自己的娘家，他说：“我每次来北京见了张庆善诸人，坐在一起，聊天谈掌故、说段子、讲故事等，如同最亲的兄弟，热烈且不设防，有什么顺口即出，而和其他人在一块尽管很讲礼貌、很讲究朋友交情，但每动一言语，总要做准备，‘防着不要说错了’——这就是亲娘家与后娘家的区分。”这是他的真心话。
3.“康熙大帝——‘大帝’，你要写什么？”
1985年，小说家姚雪垠来到南阳，他是小说《李自成》的作者，二月河因为写作事宜在南阳宾馆特意跟他见了面。姚雪垠听了他要写《康熙大帝》的事，直接说了一句：“康熙大帝——‘大帝’，中国就没有这个词。你到底要写什么？”这样的问话在二月河听来，充满着不以为然。“这部书很难写。”他记住了姚雪垠的话。那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当晚，二月河在怀疑和纠结的情绪中与冯其庸先生通了电话，并把姚先生说的意思传达给了冯先生。冯其庸先生听完后对二月河说了这样一段话：“别人说你写不出来，你写出来了，你就成功了；别人说你写得出来，你不努力，说再多想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二月河在电话中跟冯其庸先生说明自己的定名意图并获得先生的支持：清人笔记里有“伟大”一词，并非今天赞美某人的人格力量或赋予政治色彩，而是说人的体格伟岸、魁梧。“大帝”一词在《史记》里也有出现，民间就流传有“玉皇大帝”。另外，俄国皇帝彼得与康熙同时期，被称为“彼得大帝”，中国人也可以称康熙是“大帝”。至于他的写作初衷，是取满清入关，励精图治的新锐之气，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二月河的《康熙大帝》，他用心把这个“大”字写清，他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凡是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科教文化、百姓生计上作出卓越贡献的，就给予歌颂，无论是皇帝还是太监，高官还是平民。十多年后，二月河的作品获得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这也是他用作品的成绩印证了冯其庸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段鼓励之语。
二月河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总会说：“冯老自幼出身寒门，一生坎坷，自学成才。他赏识我，或有出自同病相怜。”
4.冯先生的鼓励：“浊浪排空君莫怕”
当年撰写《康熙大帝》第一卷时，二月河的确有很多需要斟酌的地方请教于冯先生，在他给冯先生的信中说道：
关于整个构思，我原计划是四卷（不包康熙之死），出版社也同意的，但在出书预告时却变成了三卷，也曾问及此事，他们只说了一句：“写三卷可以了，就不要搞四卷了吧。”因为当时一本也没有出，谈三卷四卷问题我也觉渺茫，葫芦认了，这个话说得不很死，并不是有很大分歧。五卷的想法是没有的，但康熙之死安排在雍正篇中，大致规制、情节、线索、主题都是反复思量过了。我原意写出“大帝”之大，即到三四十年极盛时期即可。现在看，殊欠思量。其实雍正前卷，夺位登基，我意还是不把康熙写昏，晚年康熙精力不继，失故之处是有的。思想也日趋保守，留下的积弊他已觉自己无力解决，在选择继承人上表现迟疑、慎重，但最终选择雍正，我看极佳极当，确实解决了他遗留的很多大问题，他的死有悲有愁，但无恨。他很清醒的，尽管清醒中含有巨大的牺牲和苦痛。
冯其庸先生曾经问他，对作品中有些人物的处理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后来写道：“这个题难答。我就是再说一车话也未必说得清楚，于是便在电话中委婉回答（冯先生）：‘他们的结果是我仔细想过的，学生不敢乱加臆造。’冯先生也就不再追问了。”
在小说的撰写手法和人物性质的取向上，二月河有自己的考量。他说：“像康熙、雍正和乾隆这样的历史人物，我们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观照他们？我以这样三点来评判历史人物：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对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作出过贡献；二、在发展当时的生产力，调整当时的生产关系，改善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这几个方面，是否作出贡献；三、凡是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发明创造这些方面作出贡献的就予以歌颂，反之就给予鞭笞。”在这些观点上，他和冯先生的看法显然是一致的。
在笔者开头引用的这封1986年4月18日给冯先生的信中，二月河又提到：
我决意接受老师意见，写到（康熙）死，因为反正要写到死，合并过来就是。出版社我想问题不大，他们也极重视此书，只要入情理，可以一致。使我唯一感到为难的是我对书中时序情节跳跃手法方面方法不多，61年，漫长岁月，纳入其中，跳跃是避免不了的，不仅时序，人物也是一茬换一茬，怕败了笔，这要好好细细编排才成。
会议的事老师所提两点极好，我想这应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我无经验，也无权干预其事，只能和他们联系一下，我想不致有什么问题，时间的事我也告诉了他们，也请他们斟酌，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告知您的。
会议规模不会大，这是早已告诉我了的，除你们几位之外，不会再邀很多，可能本省大学和文艺评论界、新闻界还有几位，我相信在开好会这一点上，大家不会有分歧。
此信是在黄河出版社为二月河的小说《康熙大帝》第一卷召开座谈会之前寄给冯先生的，前面是汇报该书后面如何写，写到何时，写作中遇到的困难；后面则是介绍座谈会的情况，以及为冯先生的到来所做的准备。
冯先生离开南阳后，二月河的《康熙大帝》第一卷出版的信息传播开来，但他却受到了工作单位领导的批判。在他苦恼之际，冯先生给他寄了一副大对联：“浊浪排空君莫怕，老夫见惯海潮生。”给他以正面的鼓励，希望事情最后朝着顺利的方向发展。
《康熙大帝》第一卷出版后，两人的故事仍在继续。
1988年11月9日，冯先生到扬州参观访古，夜里读《康熙大帝》第三卷。20日，冯先生经郑州，傍晚抵达南阳。恩师到来，二月河亲自前来迎接。22日上午，冯先生参加二月河《康熙大帝》第三卷的讨论会。可见，冯先生一如既往地关心二月河《康熙大帝》的写作，从始至终予以最强有力的支持。
“落霞三部曲”在二月河不断的努力、坚持下逐步完成。他说，除了必须参加的会，他平时很少外出，甚至很少走出他的小院，一心一意写作。2002年，二月河去了可能是他平生走得最远的地方——马来西亚。正好《年谱》也记下了他们之间在域外的一段交往：
2002年11月22日，飞赴马来西亚吉隆坡。次日，接受《星洲日报》采访，谈红学研究。晚宴上，二月河发言，开头就讲到先生对他的帮助，说先生是把他从泥里拔出来的，因先生一再鼓励他写作，才有今天。先生发言则表示二月河的成就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对他的一点鼓励是自己的责任，没有必要多讲。先生即席还赋诗一首：“同气连枝骨肉亲，江山万里碧波情。十年三到众香国，赢得诗名又画名。”
24日下午，举行文学交流会，二月河作发言，先生讲《红楼梦》研究。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广才主持会议，听众多达2500人。
检视《年谱》，2002年12月29日，有二月河、张庆善、田永清将军等见访的记录。此后，这样的记录零零散散共有十余条，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交往。
冯其庸先生在《不读书无以能》中说道：“没有经历过失学痛苦的人，是很难体会到读书机会的珍贵的……人应该懂得自我开发，自我造就。往往自己内在的潜能自己不一定清楚，要靠自己勤奋地学习，扩展自己的知识和兴趣来开发自己。”今天我们谈的是二月河与冯先生的交往，在笔者眼里，冯其庸先生是一位有着多重身份的学者，其中一个身份就是一名教育者，他对每一个有资质、肯努力的人都不吝赞言，也正是在他的鼓励下，很多年轻人走上了专业发展的道路。如他对纪峰“永无止境的追求”的鼓励，为谭凤环题“在艰难中奋进”，为叶兆信撰写《万千涟漪一线成》。同类情况不计其数。冯先生为了扶植艺术领域年轻人，为了支持自学成才者奋进，不时撰写文章，还以各种方式予以表彰，叶君远先生为其编写的《年谱》中清晰地记录了这些感人的历程。在冯先生晚年，笔者多次拜望，他不止一次地说：“我不是大师，我只是一个大学老师。”这是他的心里话，也真的以老师的责任鼓励着每一个后学。
这几年，很多学者离我们而去，每一个熟悉的名字成为定格时，笔者心中总有一种落寞感，但又有一点安慰，因为他们的文字和精神留了下来。冯其庸先生与二月河的这些经典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文化传承、教育担当的力量，这种力量向世人展示着自强不息、执着奋进的人生启示，在芸芸众生的心中留下难忘而坚定的印记。那就让我们在前人的指引和感召下，沿着他们的足迹，在这片先贤辈出、今民勤读的土地上，朝圣文脉，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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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晓萍，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冯其庸学术馆副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