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银保监会官网披露，1月刚刚过半，就有8家农商行获批筹建，1家获批开业。目前，全国农商行数量已经超过千家。而新批筹建农商行，也是农信社改制化险工作的直接成果体现。目前来看，全国多个省市已进入这项改制工作的冲刺阶段，部分省市已基本完成。
不过一个需正视的现实是，2018年农商行的发展似乎陷入一种困境，成了问题多发地，至少12家农商行信用评级遭到下调。近期，银保监会针对农商行发文，要求机构不出县（区）、业务不跨县（区）。其目的就是强化农商行监管，限制盲目扩张，力促农商行回归服务本地。
改制进入冲刺阶段
银保监会官网显示，今年1月至今，新批筹建和开业的农商行，主要来自内蒙古、河南和山西。
内蒙古银保监局一口气批准筹建3家农商行，分别是内蒙古林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鄂温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磴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去年年末，亦有一大批农商行获批筹建和开业。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去年12月，仅广东就有9家农商行获批开业，6家获批筹建。
根据批复要求，筹建工作小组应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办理筹建事宜，自批复之日起6个月完成筹建工作。按此推算，上述获批筹建的农商行，有望在今年挂牌开业。
农商行源自2003年的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工作，主要是将原来分散的农信社、农合社重组整合为股份制，建立现代银行治理结构，提升内部控制和防范风险能力，主要指标达到现代商业银行标准，以更好地提供农村金融服务。
记者了解到，全国多个省市都在推进上述工作，并进入冲刺阶段，部分省市已完成。比如，广东省设定的目标是到2018年底，省内所有农信社将完成改制工作。河北省则接近尾声，截至2018年6月末，该省已启动和完成改制的法人银行机构达到129家，占比83.2%。
“农商行的审批没有数量规定，只要符合条件，农信社都可以申请转为农商行。”某农商行高层对记者表示，一般来说，农商行越多，也说明农村金融领域的发展水平越是得到提升，这是一件好事。
来自银保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底，全国农商行有1311家，占农村金融机构总数的33.6%，比2017年底新增49家。与此同时，农村合作银行和农信社的数量则逐渐减少，农合行31家，比2017年底减少2家；农信社907家，比2017年底减少58家。
发展参差不齐
如今，农商行不仅是县域地区重要的法人银行机构，也是银行业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的主力军。只是个体发展参差不齐，部分农商行成长为行业“龙头”，资产规模已逼近城商行，并完成或计划上市，如重庆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广州农商行等。
不过，也有部分农商行面临困境：大量不良暴露、频吃监管罚单，农商行突成问题多发地，至少12家农商行信用评级遭到下调。
去年6月以来，贵阳农商行、山东邹平农商行、山东寿光农商行、河南修武农商行等多个农商行被曝不良率飙升，最高至20.74%，拨备覆盖率也明显低于监管要求，也因此信用评级被下调。
农商行资产质量风险浮出水面，直接原因是监管统计口径调整，使风险得以充分暴露。但根源在于过去发展中，自身经营和管理不善积累的问题。从监管部门去年开出的罚单中，就屡见农商行身影，被罚原因主要是信贷、同业等业务频现违规。
上述农商行高管说，问题频发的原因比较复杂。客观上，农商行以小微、“三农”客户为主，但这些客户抗风险能力差、生命周期短、信用意识弱，容易出现不良贷款；主观上，农商行经营和管理能力不够，产品和服务创新水平较低，人才和队伍建设也亟待加强。
在金融去杠杆背景下，农商行同样面临更严的监管。1月14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 强化治理 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要求农商行严格审慎开展综合化和跨区域经营，原则上机构不出县（区）、业务不跨县（区）；专注服务本地，下沉服务重心，当年新增可贷资金应主要用于当地。其主要目的就是限制农商行盲目扩张，力促回归服务农村金融机构本源。
“要解决农商行发展问题，需要从体制、机制和制度层面综合施策，解决历史存量，着眼未来增量，提供普惠金融可持续的供给基础。”上述农商行人士补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