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年来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新金融创新风风火火,但与支付清算领域的表面繁荣相比,理论研究进展严重滞后于行业和市场发展,这也导致了在政策与实践中难以达成共识,经常陷入各种争议和矛盾。因此,从货币经济学、支付经济学、风险与监管、金融伦理与普惠金融、应用型拓展等多个层面加强支付清算理论研究已变得越来越迫切。
笔者注意到,近两年大家都在热议数字货币,在理论追溯时,常会谈论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主义,但只是比较古典的初步分析。更有意思的理论线索,则还需回到货币经济学研究主线。按新货币经济学的观点,货币的产生并非自然演进,而是法律限制或政府管制的必然结果,随着新技术发展,电子货币或许会产生更复杂的影响。
就海外的研究来看,支付经济学主要讨论的是支付过程中的各种交换机制,既包括代理人完成支付使用的支付工具,也包括银行等金融中介在支付过程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这样的研究出现之后,我们就可以思考现实中的支付安排与变化,究竟背后有没有理论逻辑,是不是靠拍脑袋。
概而言之,支付经济学主要由三个分支构成:大额支付系统、零售支付系统、结算系统。具体看,一是分析大额交易的模式与参与者行为,包括流动性分析;交易的模式、时间与参与者行为;银行间货币市场;拓扑与网络分析;虚拟场景模拟。二是分析技术进步和产业规制等因素对零售支付产业的影响,即区分消费者行为类型,分析技术进步和产业规制等因素的影响,提供零售支付领域创新思路。三是通过建模、模拟等方式研究中央结算对手方的行为。
再进一步分析,在新技术环境下,支付经济学还涌现出众多新的研究视角。
一是基于制度经济学来考量支付清算的制度安排。这里离不开委托代理机制、交易成本。评价不同制度安全之间的优劣,不能通过碎片化的现象来描述,而需要有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支撑。二是支付清算市场当中的产业组织变革。如对于卡组织的平台经济研究,过去有三方模式、四方模式,慢慢我们发现,这些概念似乎已不足以覆盖支付产业链发生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否符合技术和制度内在变革趋势,是否最终有利于平台经济的多方共赢,同样需要结合中国丰富的实践土壤展开深入研究。三是国家快速支付体系。一方面,可以看到快速支付有助于提升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润滑度,减少交易费用,另一方面,有时候也要避免夸大。比如,当强调有快速支付、无感支付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和福利时,不能忽视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化才是根本因素,况且,还需考虑“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恶化的风险。四是基于博弈论跟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里也有大量有意思的成果,可以应用到商业模式中去。五是基于规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制度规则的适用和完善,以及反垄断,这些也都是研究和实践热点。六是基于技术跟业务自身的研究视角。比如,新技术对金融账户、支付账户体系的冲击,因为账户是支付清算体系的微观基础。再如,技术与业务的标准化。所谓标准化最终为了解决业务互联互通问题。但笔者认为,标准化不是为了消灭非标,非标在整个体系当中需价值重新定位。
新技术引领支付要素快速变化,究竟是在宏观上增加还是减少了系统性风险,这在未来是需要给监管者提供答案。在微观层面,我们要在支付工具中广泛地应用生物识别技术,究竟有什么风险,这是需要量化的。归纳来看,在新技术环境下,我们衍生出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主题,包括:支付清算体系、金融脆弱性和金融危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的特殊性;新技术放大了风险传递与脆弱性?还是相反。
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了适应国际金融发展和维护金融秩序,避免金融发展中的扭曲和“连带伤害”,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金融伦理问题。世界银行于2018年4月19日曾发布全球普惠金融指数(Global Findex),认为手机和互联网加快了全球金融普惠性的发展趋势。在实践中,移动支付也确实在改善边远地区和农村金融服务过程。从支付工具、组织、市场等不同层面,当前亟待融入普惠金融的研究范式。
金融科技不仅是为了服务于金融,本质上是为了促进技术进步,进而产生更多的外溢性。支付是所有交易行为最底层的支持,所以其价值大量体现在支付之外。笔者在研究中发现,金融科技应用场景不仅仅是金融,还可扩展到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例如,在智慧交通发展中,可充分利用移动互联技术和新型支付工具,对交通管理、交通运输、公众出行等等交通领域全方面优化,改善交通出行管理与保障能力。在智慧生活建设中,可推动以移动支付为核心的金融科技场景拓展,全面融入居民生活与日常需求,提高生活便利性。此外,智慧医疗、智慧社保等场景,也都离不开支付创新的服务和保障,这些都是研究支付科技创新的前瞻性领域。(作者杨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