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有序化解影子银行风险”,专家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预计监管部门在防控广义影子银行活动方面将“有保有压”,采取“逆周期调节”策略,合规的表外业务、委托贷款等有望迎来政策弹性,2019年影子银行的收缩幅度将较2018年有所放缓。
“不完全是一个负面词”
影子银行,是一把“双刃剑”。如央行行长易纲所言,影子银行不完全是一个负面词,“只要它依法合规经营,影子银行不管是表内还是表外,不管是信托、公募基金还是私募基金,它都能成为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效的部分。”
不少专家认为,应正视影子银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直言,“影子银行、金融科技等非正规金融部门的出现,满足了实体经济供求两方需求,实际支持了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监管全覆盖非常必要,但也需考虑监管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能为了控制金融风险而造成更大的金融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认为,“在现有的监管框架和产业政策下,大量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直接导致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出现了一些创新的金融业务来满足市场需求,包括所谓的影子银行,其为实体经济提供了一部分资金融通和金融服务。”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中国是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国家,债市和股市也都在不断发展。从传统银行角度来说,其风险偏好较低,导致其对风险较高的实体企业需求难以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影子银行的发展实际上源于多元化的融资需求:一是满足不同风险偏好,二是满足不同的成本承担能力。
穆迪分析师徐晶认为,要进一步正视影子银行对于经济增长、金融体系发展的客观作用。目前,整个实体经济的杠杆率已经趋稳,但银行信贷的风险偏好还是比较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仍需继续改善。因此,短期内那些信用资质较弱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甚至包括一些小型房地产企业,其所面临的融资困难情况仍然较为严峻。“这种情况恰恰表明了政府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与稳增长之间的一个政策权衡,变得更为艰难。”
统一监管机制亟待构建
银保监会2019年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再次提及“有序化解影子银行风险”。
连平认为,影子银行构成复杂,未来应在金融委的总体协调下,统筹协调,分门别类进行管理,框架性的监管机制亟待构建。首先应尽快对影子银行予以明确界定,进行数据统计。“这个界定可能会是一个排除法,比如信贷、股票、债券之外的部分。这应主要由央行来统筹,尽快厘清影子银行的总体概念,并着手进行总体观察、数据积累、加快分析、风险预测等。”
连平强调,对于影子银行,应该是监管与发展并重,不能一下“全堵死”。“我们需正视影子银行收缩太快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压力。当务之急是稳杠杆,对于影子银行的管控应该把握一个‘度’,进行‘逆周期调节’,适度发展影子银行能给实体经济带来支持。比如,当前表外业务降得太快,应想办法释放监管弹性,让表外业务保持平稳运行。目前,我们观察到监管在往这个方向走,节奏还可以加快,力度也可适当加大一些。”
徐晶指出,影子银行已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影子银行扩张时期,中小银行与影子银行体系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是显著上升的。这就涉及到中小银行和非银机构之间多层信贷或投资嵌套,导致此类业务信贷风险透明度很差,成为潜在信用风险来源,加大了市场参与者观测和监管者穿透监管的难度,最终带来资金空转、信贷链条拉长、推升实体经济杠杆水平等一系列问题。
徐晶说:“对于影子银行体系内监管套利活动,亟待有关部门建立完善统一的监管协调机制,进一步规范与影子银行相关的同业业务、通道业务、表外业务等,尽快提高其透明度,并严控这部分资金的流向,严禁流向信用实力较薄弱的借款人。”
徐晶预计,2019年在防控影子银行活动方面,监管部门可能采取渐进式策略,“有保有压”,以防止所谓的“处置风险的风险”,防范对经济和金融稳定性造成冲击。
在陈道富看来,当前许多被视作影子银行构成部分的业务,大多在一行两会的监管视野之下,但只要是金融业务必然就会伴生风险。而且,包括资管新规、理财新规、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等,都在逐步落地和规范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个风险释放的过程。他说,“所谓的规范影子银行,实际上就是引导其进入正规金融体系中,要么转成资产管理业务,要么转回银行表内。如此,‘影子’就不是‘影子’了,把正门打开,同时剔除不合规的部分。”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殷剑峰表示,对于创新频繁的影子银行,宏观金融管理部门要适应其发展,改进措施和方法,建立新的宏观金融管理体系。第一,提高信息透明度,建立统一、及时、完整的信息采集和处理平台;第二,货币政策应从原先主要依赖数量政策转向主要依靠价格政策;第三,微观金融监管应该转向宏观审慎管理;第四,鼓励市场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以补充政府监管的不足;第五,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