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4日，关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将颜真卿《祭侄文稿》借予东京国立博物馆参展一事，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据说是因为台湾立委的爆料，两岸民众才知道这件事，但也有人说展方早已公布展品目录。网友争议的点有：一、《祭侄文稿》内容涉及到历史上的国仇家恨，大陆遭到过日本的侵略，台湾曾经被日本殖民，把这样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宝借给日本，从民族大义上无法接受；二、《祭侄文稿》已经历过1200多年的流传，本身已经非常脆弱，这次休息10年后的露面竟然是远去日本，为国宝的命运担忧；三、如此重要的国宝借到国外参展，竟然是作品已经运出，才有消息出来，台湾民众无法接受民进党这样的献媚姿态；四、日本曾有借中国文物丢失损坏的先例，重要国宝更不应外借。
也有反方，认为在1000多年以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做的非常好，而且近代以来日本的崛起对东方文化在全球的推动影响很大，因为他们有更加专业的学术研究和科研配置。有网友举例日本曾经将颜真卿的《告身帖》、王羲之《丧乱帖》借到上海展览，说明日本对出借文物并无吝啬。但这是否有偷换概念之嫌呢？中国借唐代颜真卿创作的国宝《祭侄文稿》给日本，对应的是日本出借他们本国艺术家的国宝，比如高僧如拙的《瓢鲇图》或者安土桃山时代的长谷川等伯作品《松林图屏风》。
我们先从微观角度看这件事：一是人类自私的贪婪占有，日本通过战争对文物的掠夺，1000多年两国交流史上不同身份人的购买收藏行为，清朝末年文物的大量流失，从人性的贪婪自私角度，日本历史上保存了中国文物，其实也并非主动保护；二是以国家或者名族利益为初发点探讨问题，如果所有的问题谈论的基础都在于国家或者民族的屈辱及荣耀，或者依托于历史上国家之间的恩怨情仇，那么这件带有象征意义的国宝面对那些觊觎中国艺术品的日本人是有损坏概率的，是绝对不适合出借日本的。
我们再从两个宏观的角度看一下：一是珍贵的历史文物是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是研究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的佐证，国家与国家之间高品质的学术研究和展览交流是应该大力推动的；二，学术研究者要有更为客观的立场，历史上战争与掠夺，收藏与购买，都是辅助研究的材料，不能将名族大义、国家形象等主观情绪代入学术研究，因此在这个层面理性、客观、精确为第一要义，国宝随着历史的推进，研究的深入，其价值早已超越其书写内容及象征意义，因此出借重要国宝赴展是全球顶级博物馆之间合理的学术交流活动。
综上所述，虽然文化交流固为重要，但是这种交流应该建立在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基础之上。这件作品早已经是风烛残年，不应再有长途跋涉，更换展示空间，适应照明及照度及人为的操作。台北故宫博物院院方和民进党人士肯定也都会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们仍然出借了。通过院长间的推卸责任以及立委“爆料”，我们可以推测两种可能：其一：这件作品的出借，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迫于压力，他们的专业告诉他们不应外借；其二：民进党在用国宝外借进行国际关系的维护，下一盘大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