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城此番超过50%的盈利预警，或多或少关乎其过去这一年的转型发展。这也是自2015年利润止跌回升后，绿城首次出现利润同比下降。
1月初公布2018年全年销售额的时候，绿城此前高喊的1800亿元规模目标就已正式宣告落空。
到了3月初发布2018年全年盈利预警，空降绿城的新掌门人张亚东交出了他的第一份成绩单。50%~60%的净利预减，新绿城，或者说“中交的绿城”，在规模和数字面前确实有些黯然神伤。
他们甚至差点失守了自己的大本营杭州，也正是因为杭州几个项目的推迟入市而大大影响了全年的业绩。
但不容否认，绿城和中交的磨合，正朝着一个更明晰的方向推进，包括实现今年2000亿元的销售目标。
业绩焦虑
近日，绿城发布预减公告披露，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未经审核综合管理账目及本集团现有数据之评估，公司预计2018年度股东应占利润将较2017年度同比下滑约50%~60%。
在内房股普遍上涨的形势之下，公布业绩盈警后，绿城当日收盘跌幅达8.70%，每股报收6.09港元。
除却合并利润的下滑，绿城的销售状况也不尽如人意。据克而瑞数据，2018年全年，绿城中国实现销售额1563.7亿元，流量金额排名较2017年的11位下降至17位。而2018年年初，时任绿城中国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曹舟南提出的销售目标为1800亿元。哪想几个月之后，曹舟南却主动请辞。
同样预减幅度相当的还有华南的老牌房企富力，毕竟，净利润同比跌幅超过50%的龙头房企并不多见。二者公告一经发出，很快成为行业一片盈喜声中刺眼的存在，更有甚者，被一些媒体拿来与净利润同比增加90%的恒大作比较，踩低捧高之声不绝于耳。
绿城公告中分析了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是2018年度出售附属公司产生的净收益减少、年内计提的物业减值亏损拨备有所增加以及因人民币贬值而对公司若干外币计提未实现汇兑净亏损。
回顾绿城2018年半年报，一切指标都还显得高歌猛进着：净利润31.2亿元，同比增长145.7%；股东应占核心利润31.5亿元，同比增长189.8%……
此后突然的下降或与绿城大本营所在地杭州市场的变化关联。
2018年下半年，杭州的房地产市场降温，调控升级，但笃信高品质的绿城也并不愿意在售价上做出让步，并推迟了多个楼盘的开售。首席财务官冯征亦承认，是杭州几个项目的推迟入市大大影响了绿城2018年的销售金额。
收权之战
绿城此番超过50%的盈利预警，或多或少关乎其过去这一年的转型发展。
这也是自2015年利润止跌回升后，绿城首次出现利润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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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增长并不是绿城最主要的追求目标，财务稳健才是主要的考虑。”冯征在今年初公布2018年全年销售数据时曾称。
过去这一年，不追逐销售数字的绿城选择了暂时停下来“等一等”，以度过中交入主后最初的艰难时刻——从“绿城人的绿城”到“中交人的绿城”，尽管绿城向来不愿意承认这点。
2018年8月初，掌门人交接的媒体沟通会上，创始人宋卫平出面稳定军心，彼时其已不插手绿城具体事务。至此，在距离张亚东被中交派驻绿城仅3个月之际，中交系掌握了绿城管理层的话语权，6位执行董事宋卫平、刘文生、张亚东、李青岸、李永前、李骏，老绿城人只剩下宋卫平和李骏。
虽然张亚东始终表态“绿城永远是绿城人的绿城，绿城永远是宋卫平创建的绿城，绿城是各大股东及所有股东的绿城”，但中交作为老牌央企，对于规模和数字的诉求似乎与绿城的民企做派有些出入。情理之中的矛盾和冲突，令不少老绿城人选择出走，也催生了后来“轮岗制”的说法。
去年下半年，张亚东上任后，绿城按照重资产与轻资产板块，对公司业务架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调整，并经过半年调试后又进行了整改和精简。
半年之内两场“中交重构绿城组织架构”的改革被外界视作中交与老绿城人之间的博弈，中交开始逐步收权，老绿城人则面临降级。
成为新掌门人后，张亚东还接任绿城杨柳郡集团和绿城理想小镇集团董事长，原来的两位董事长顾建明和蒋玉奇，前者任总经理，后者已经离职。今年1月末，绿城的组织架构发生大调整，原本16家子公司整合缩减为11家，并新设立4个事业部。值得一提的是，新设4个事业部的高管中，有2位是上述中交系执行董事——李青岸为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兼），李永前为发展投资中心总经理（兼）、特色房产事业部总经理（兼）。
与此同时，绿城也开始实施跟投机制——这恰是前任行政总裁曹舟南强烈反对的模式。用他的话说，“我反对跟投，这种方式我过去反对，当下反对，未来也反对。我认为这是典型的包赢不包亏方式，激励基础上没有进行强约束，还是务实一点好。”
现在的绿城，似乎变成了老绿城人最不喜欢的样子，也一定不是宋卫平理想中的样子。
据《每日经济新闻》此前报道，“绿营早就转战到蓝营了（蓝城集团，为宋卫平一手创建），老宋的弟子们都去蓝营了”。宋卫平曾经的想法是，绿城和蓝城是战略合作关系，中交和绿城为蓝城的依托。
但2018年11月，一家名为浙江蓝绿双城的公司进入大众视野，曹舟南是法人代表，董事以及监事分别是老绿城人蒋玉奇、冯鑫强和张玲波。“我并非从绿城辞职，而是转换岗位”。这可能是曹舟南对于过去的另一种留恋。
绿城和中交的磨合期还没有结束，关于“去宋卫平化”的争执却日渐销声。取而代之的，是来自绿城全方位的业绩焦虑。
2018年中期，绿城执行总裁李青岸曾公开喊话“2019年我们可以做到2000亿元”。那么，在跟投制、高周转、规模化等与老绿城发展截然不同的理念指引下，新绿城能顺利实现这一目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