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江河
乡村关乎文学，关乎人心，关乎我们的栖居和处所。
格非
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生活都附着在乡村这个载体之上，那城市靠什么来立足？
阿来
我们眼下关注乡村、关注农民，应该意识到，我们面对的不是单独一个村庄的问题，而是具有普遍性和国际性的问题。
叶兆言
很多历史是不可以改变的，城墙已经被挖掉了，马路已经修好了，这本身就是一段历史，而且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
苏童
乡村让我们感觉美好的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伤痛。
于坚
乡村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灵魂的归宿。所谓归宿，即回应了生命之道是什么，我为什么要活着等根本命题。
西川
乡村背后实际上暗含了一个他者，亦即城市。没有当下城市生活、现代生活的对照，乡村生活就不会被凸显出来。
韩东
乡村、农业看似离我们渐行渐远，我们却不可能去摆脱它，甚至我们仍然是农业人。
一个多月前，首届吕梁文学季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作家余华调侃本届文学季总监，从小长在城市、以城市书写见长的诗人欧阳江河道：你的写作也是从乡村出发的。5月12日，在于晋西吕梁山西麓、黄河之滨的碛口古镇分会场举行的题为“当代诗歌中的乡村镜像”的学术对话中，欧阳江河回味了余华这句话。“我当时想，我这个人什么都写，就没有写乡村。但余华这么说，非常有意思。他说，只要不是通过麦克风传递的文学都是从乡村出发的。”
余华这番调侃之语，某种意义上也道出了李敬泽、格非、阿来、西川、叶兆言、苏童、于坚、韩东、张锐锋、何葳等嘉宾，不管他们的写作是否从乡村出发，却都能聚在一起畅谈“从乡村出发的写作”的缘由所在。
实际上，就像欧阳江河所说，哪怕现在已经从农耕时代推进到了当代，从乡村走向了城市，走向了世界，我们的写作，依然跟乡村有着深不可测的、本源的、心灵的和隐喻上的联系。这个联系，不仅和往事、怀旧、乡愁有关，也为写作的当代性、日常性提供了一份现场的、活生生的见证。“乡村关乎文学，关乎人心，关乎我们的栖居和处所。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写作变成什么样子，写作深处被照耀过、疼痛过、感恩过的那个乡村，也依然是我们出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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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明的消失，对我们每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话虽如此，我们依然要直面对乡村文明将被城市文明取代的严峻现实。作家格非以《乡村的消失意味着什么》为题发表演讲，题目并非指的乡村已经消失了，毕竟在中国还有那么多的乡村存在，世界各地也有很多欠发达的地区的乡村还在，他说乡村消失，显而易见是提醒我们中国悠久的乡村文明正在快速走向消失。
格非的这一观感，建立在中西方城市化进程对比的坐标上。中国从开始城市化，到今天大规模城市化，整个过程只用了几十年。但从世界范围内来讲，乡村文明被城市文明取代，延续了四五百年，甚至是五六百年。“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知道，在西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叫‘上帝创造了乡村,人创造了城市’。因为从有人类社会开始，乡村就出现了。乡村这个文明形态，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就像西方人说的是上帝恩赐的。城市则不同，它完全是人在某种文化引导下创造出来的一个新东西。”
的确如此，史学界一般认为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等西方国家城市化的过程，开始于14世纪末、15世纪初兴起的圈地运动。在格非的描述中，那时由于羊毛的出口，毛纺织业的发展，也由于工业革命，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对粮食和肉类的需求在短时间内激增，英国乡间地主就开始把土地从佃农手里收回来，然后转租给贵族和资产阶级，从中获取更大的利润。一直到18世纪，英国政府直接介入这个运动，就相当于把这一运动合法化了。而正是通过圈地运动，乡村被逐渐纳入到资本主义的文化秩序中，乡村文明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很长时间里，诚如格非所说，因为大量的农产品得由乡村来供给，所以城市发展依然离不开乡村。但进入19世纪后，由于远洋贸易，英国从世界各地，尤其是海外殖民地获得的巨大收益足以支撑其现代城市的发展，以至于城市可以不依赖于乡村而自行发展。也因此到19世纪中期，英国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乡村人口。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世界范围内开始了城市文明取代乡村文明的标志性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中，城乡对立的问题随之凸显了出来。“以作家而论，除惠特曼等对城市表示礼赞外，爱默生、托马斯·哈代、穆齐尔等都不约而同把城市描写成一个怪物，认为现代化大都市在人类社会出现是一个巨大的阴谋。英国乃至欧美知识界，包括像恩格斯这样的人物，都对城市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也因此，西方知识界并非我们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对城市化进程采取了欢迎和接受的态度。实际上的情况就像格非说的那样，这个过程中，一直伴随着一波波对城市文化的批判、怀疑、反省和抵抗。“我认为，对城市持厌恶还是赞美的态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城市文明取代乡村文明的漫长过程中，有着两种不同的视野。一种是向前看的视野，我们通过展望城市生活来展望未来。一种是往回看的视野，我们通过回望乡村了解我们的过往，由此产生对城市文明既抗拒又迎合的矛盾思想，为文学、艺术、哲学等发生巨大变革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并催生了现代思想和现代话语的产生，也推动了社会政治、文化巨大的变革。”
而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应该说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以格非的观察，虽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像上海这般西方意义上的现代都市的出现，刺激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人开始去寻找乡村，并发起了乡土文学运动，但那个时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区别与对立并不明显。“为什么会这样？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在中国三千年文明史上，中国人难道就没有发展出自己的城市观念吗？实际的情况是，从宋代开始，中国的城市一直在不断强化，人口在慢慢聚集，尤其到了明清两代，人口爆炸式增长，城市人口也开始增长。但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渐进的。那时的人们到城市去，无非是打官司、做贸易，或是到城里去读书、做官。而且，古代城市化是严格按照乡村的模式来推进的，城市的价值系统也是按照乡村的模型建立起来的，这样在城市里，乡村的伦理也要高于城市的伦理。所以，很多人当了官，甚至当了宰相，退休后还是要回到乡村里去。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城市和乡村在古代是自由交通的。中国古代既没有乡土文学，也没有城市文学，就因为乡村和城市是互相包含的，彼此交通的。”
事实上，中国城市与乡村的这样一种连通，使得中国不管怎样变化，都像格非说的，到目前为止本质上还是乡村社会。“我在清华大学给学生上课，经常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鲁迅这样的人在城市里生活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家乡绍兴，他所有的小说却都是写的乡村？这样的问题同样还可以问莫言，他在城市里面生活的时间也要比乡村长得多得多，他也几乎没写过城市小说，到去年为止他写的很多中长篇小说还是在写乡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中国社会基本的伦理价值，依然强烈地维系在几千年乡村文明的基础之上。”
然而这三十多年来，情况正在发生着变化。如果说格非那一代人最了解的还是乡村社会，城市对他们来说是神秘的他者，今天中国大部分的年轻人最了解的则是城市。“今天城市经验已经变成我们经验的主体，乡村反过来变得陌生，甚至需要我们去寻找，需要通过旅游去发现了。这个过程，实际上导致了非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当然可以从社会学、经济学等各个角度去解释。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写作的人，非要去描述这个问题的话，我愿意把它称为一种失重感。在我成长的年代，你不可能随意处置你的生命，因为你背后有一个群体支撑，每个人的生存分量都是非常重的，但今天社会出现了原子化的个人，我们的存在变得非常轻，今天的文学也变得非常轻。如今年轻人的写作，不再像马烽先生的作品那样，会自觉承担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使命。他们的写作变得缺乏根基。”
由此，格非邀约我们思考，乡村文明的消失，对我们每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的伦理价值只有一个载体就是乡村，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生活都附着在乡村这个载体之上。那城市靠什么来立足？在城市里生活的每一个人，又该怎么来建立我们自身的价值系统？这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显然不是能简单解决的。评论家李敬泽表示，两三亿农业人口正在和将要转化为城市人口，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巨大的社会变革，它推动和裹挟着极为复杂、极为独特的人类经验，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观察者站到一个简单的立场上去是容易的，但也是无效的。发一点浪漫主义幽情，下一些简单的道德或审美判断，何其容易又何其轻浮。“以我看，吕梁山下的这片土地，是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汇聚的微缩模型，为这个模型安上一颗小小的中国之心，让古老的乡村因此焕发年轻的跃动，恐怕需要眼光和范式的根本性调整。”（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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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有更立体的视角来观察乡村，观察我们当下的生活
正因为认识到乡村之于中国的特殊重要性，我们强调乡村不仅需要活着，还得设法让它焕发活力。如格非这般“乡村的消失意味着什么”的忧虑和关切，也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种必要的警醒。
实际上，不仅是中国知识界，还有国际友人，像去年去世的全球化问题专家、埃及思想家萨米尔·阿明就在遗言中给过中国两个建议。欧阳江河援引他的建议说，中国有两样东西一定不能放弃，第一是不能放弃钞票的印制主权。第二是不能让乡村消失，不管中国变得多么富有、强大，都不能够让乡村消失。以欧阳江河的理解，这是因为乡村不仅涉及到政治问题、历史问题、文化问题，它还涉及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存在的根本。“所以，即便是一个浅层次上的，旅游意义上的，作为城市的他者存在的一个乡村，都不能让它消失，因为乡村是我们文化的起源，跟我们的记忆息息相关，也可以说直接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这正是诗人韩东想要表达的意念。在他看来，乡村不是一个要追回来的东西，不是一个要缅怀的东西，也不是一个我们理想中的精神家园之类的东西，它就是现实，既是我们看到的现实，也可能是我们的灵魂，我们心灵深处的某种现实。“我这么说是有依据的，农业的发展少说已经持续了一万年，而我们津津乐道的工业革命，从18世纪中叶算起，距今也只有250年。两相对比，我们就应该明白，长达一万年的时间，可以对我们的基因，对我们的灵魂打上怎样深刻的烙印。我们现在怎样讨论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巨变都没问题，但要知道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并没有变得那么快。我们依然是很古老的人类，不过在面对一个时代的加速度。所以，乡村、农业看似离我们渐行渐远，我们却不可能去摆脱它，甚至我们仍然是农业人，这就是我们所处时代的现实。”
倘是从历史角度看，如诗人于坚所说，古典中国里的乡村，更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温故知新”等世界观的载体。“中国历史上的诗人，无论李白、杜甫，还是陶渊明、苏东坡，没有一个不是乡村诗人。这并不是说他们住在某个村子里写诗，而是他们都秉持那样一种与现代主义相悖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虽然一度被遮蔽，甚至被遗忘，但依然在我们当今中国人身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当我们觉得自己的心灵要得到休息的时候，就会往乡村去走。所以，乡村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灵魂的归宿。所谓归宿，即回应了生命之道是什么，我为什么要活着等根本命题。”
而即便是回到人类生存的基本面，就像作家张锐峰说的，乡村实际上比城市呈现出更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乡村是一个巨大的信息体，它本身就埋藏着全部历史文化的信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历史上看，在乡村里生活，我们是被选择的，我们生在这个村庄里，就必须在这个村庄里成长，就必须跟与自己有着不同性格特点，不同精神气质的人生活在一起。自人类聚集以来，通过不断试错、磨合，才在乡村里形成这样一种人与人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不同的人成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而在城市里，人群看似多元，却因为巨大的流动性，人们往往只选择跟自己趣味相投的人在一起，并且也难以有深度的交流，我们的体验因此变得单一。”
由此看，在中国的语境里，乡村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近年正在落实的乡村振兴计划便是证明。电影导演贾樟柯此次在山西贾家庄发起创立吕梁文学季就是一个尝试。在为期八天的时间里，吕梁文学季围绕特定主题，举办包括大家演讲、学术对话、莫言研讨会、校园日、写作工作坊、朗读会、电影放映会及开幕式、荣誉典礼、艺术展览、图书市集等在内的35场文化艺术活动。在贾樟柯看来，只有增加乡村的文化吸引力，才能够重新吸引人们回到乡村。从实践看，文学季的成功举办应该说部分实现了他的初衷。
但这样一种尝试是否可持续依然有待观察，它成功的经验也未必可以复制。因为中国当下的乡村问题，远不是增加文化吸引力就可以解决的。以作家阿来的观察，今天乡村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教育功能，过去耕读传家的传统没有了，而且也不可能重现。他认为，“士”这个阶层已不可能在乡村再现，但“绅”这个阶层却有可能重现。因为有一些精英，见过世面，懂得市场，掌握技术后重返乡村。他们在城市里接受了全面、系统、专业，尤其是多学科的教育后回到农村，就有可能把“绅“留存了下来。因为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本身，就对这部分回乡精英构成了道德约束，他们受到约束会展现出另外一个形象。“但从目前看，乡村建设还缺少内生动力。从这个角度，改变中国的乡村，就必须重新进行生产方式的组织。这做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
实际上，乡村建设，亦如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建筑师何崴所言，不仅包含了建筑，还包含了教育、健康、精神等很多层面。而中国乡村面临最严峻的问题是，原来城乡之间的循环被剪断了，人们出了乡就没办法，或者不愿意回乡了。“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乡村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问题，而是空间、时间、文化、产业等因素汇聚在一起，一起发生关系、并相互作用的，极为复杂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从江苏周庄的发展中也可见一斑。作家叶兆言在题为《废墟上的怀旧》的演讲中，就谈到了一个悖论性的命题。在他看来，周庄之所以发展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当时的落后。“周庄在苏州边缘的地方，在整个苏州地区是发展最落后的，因为落后就没有来得及拆。所以，在八十年代之前，周庄没来得及在第一轮大的改造中得到所谓的发展。但也因此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机遇，因为它离上海近，也因为它保留了原生态，还因为被发现后，配备了一个非常好的团队，并且有非常好的规划。”
照这样看，废墟，或者说修旧如旧的废墟，的确是适合怀旧的。叶兆言举例表示，1949年以后，随着城市发展加快，南京很多城墙被拆除。但到了八十年代，南京市政府又做出了一个规定，要把城墙重新修起来，连起来，作为文化旅游，能让人在上面开电动车转一圈。“记得当时南京政府让我去提建议，我就非常反对这个观点。我在会上说，你们这样修城墙对南京古城墙的破坏，远远超过不修城墙。我为何这么说？因为很多历史是不可以改变的，城墙已经被挖掉了，马路已经修好了，这本身就是一段历史，而且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我就建议说，挖断的城墙那儿应该用铁栏杆围起来，让它保持一个破败的状态，把它作为可以参观的遗址，让人一看就明白历史怎么回事，但建议没被采纳。”
不过在废墟上怀旧，看起来更适合在城里进行，却未必适合在乡村推行。以作家苏童的理解，古代的游子要想有所成就必须离开故乡，但他们大多梦想有朝一日衣锦还乡。今天，虽然大家都在迁徙，却很少有人愿意再回到乡村了。“我总觉得现在，‘乡愁’这个词已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虚弱。很多人谈论乡愁，不是在谈论生活，是在谈论书本，在谈论诗歌。很多在外面生活、打拼的人，心里头其实已经没有一块闲适的地方可以搁得下乡愁。所以，今天的故乡或乡村，基本上不是用来回归的。很多朋友会相互开玩笑说，你多长时间回一次老家？大家说是年年回呀。但是在什么时候回呢？清明节的时候。很多城里的人回乡村是为了清明扫墓。这是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很多人是在用祭奠的方式维系和故乡的一点点血肉联系。所以，乡村让我们感觉美好的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伤痛。就像鲁迅先生，他对待自己的故乡，也是在抒情中叹息，在赞美中批判。”
换个角度看，城市化进程固然加速了乡村的边缘化，是不是同时又如诗人西川所说，凸显出了“乡村”这个概念？在西川看来，今天非常旅游化的乡村，它不是被本地人需要的，而是被城里人需要，因为本地人对于风景看惯了，不会有那么深的感觉。对于外来人来讲，当他作为旅游者来到乡村，会在内心里获得一种安慰。“所以这个时候，又出现一个很有趣的文化问题。现在一些乡村，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旅游化的结果，它背后实际上暗含了一个他者，亦即城市。没有当下城市生活、现代生活的对照，乡村生活就不会被凸显出来。要这么看，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更立体的视角来观察乡村，观察我们当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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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注乡村、关注农民，面对的是具有普遍性和国际性的问题
如其所言，对当下正在推进中的乡村建设，我们有必要加以立体的观照。就像阿来说的那样，在旧的东西失去生机的同时，总会同时有一些新的东西在复苏。“在乡村产业的废墟，人文的废墟上，一定有新的元素在萌芽、在成长。”
而我们看不见，很多时候只是因为我们视而不见。阿来举例说，思想家梁漱溟先生在他的年代就关注到了乡村的问题，他想办法用行动来加以改变，以前的儒家很多都是像他这样知行合一的。但当下很多知识人、文化人却只是偶尔说一说乡愁，即便有大量笔墨在书写乡村，却对乡村中最基本的一些问题视而不见。“这不只是我们接受了多少教育的问题，而是关乎到胸怀和眼界的问题。”
事实也是如此。以常理看，城市是建筑师发挥才能的最理想的地方。但在何崴看来，到了当代，很可能乡村才是能够让建筑师回归建筑本源的唯一地方。“总的说来，我们的城市已经非常西化了，受制于很多现实条件，城市的建筑都是千城一面，而乡村还处于一种相对本真的状态，它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建造权甚至是设计权还是合一的，这就让建筑师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回到乡村去，从乡土中挖掘已有的很多智慧，恰恰会给我们很多灵感和启发。”
在这一点上，文学和建筑不无相通之处。苏童举例说，山药蛋派代表作家赵树理，在他还是文学青年的时候，写的作品是非常现代派的，经历时代的巨变后，他完全推翻了青年时代的写作方法，非常自觉地把根扎在一方土地上，从语言，从对话开始，一点点模拟最常态的生活方式写作。他的这种写作方法，也成了一个风气，影响了很多人，形成了一个流派，与他相仿的还有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应该说，这是从乡村出发的写作，他们所有的叙事系统，从语言开始，都是用泥土，而不是用别的东西营造的。今天，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在继承着这样的衣钵，但他们是比较寂寞的，因为市场的原因，还有读者阅读口味的原因，势必要忍受孤独和寂寞。”
但在阿来看来，从乡村出发的写作，实际上在国外也有不少可借鉴的资源，只是我们当下很少关注罢了。“我们现在读外国文学，通常关注那些在技术上、观念上有创新的作家的作品。但那些有现实主义情怀，观察现实更深入，也更敏锐地反映时代的作家，我们也应该关注。譬如同样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我们通常只谈论海明威、福克纳，却很少听人谈斯坦贝克。斯坦贝克在二战时做过战地记者，写过很多欧洲战场的战地通讯。美国在二战爆发以前，经历过一个经济大萧条的时期，那时股市崩盘、产业不好，尤其是美国中西部农业发展遭遇了很大的困难，那些过去还没有积累足够资本的农户和农场主面临非常严重的挑战，斯坦贝克回到美国后，就看到了这样的状况。他把自己的观察和经验，融入到《愤怒的葡萄》这部伟大的小说里。所以，在美国这样的所谓工业国家里，既有很厉害的爵士乐作家，也有写农业写得很好的作家。”
由此看，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的很多经验，实际上都被其他国家的作家，以不同的方式书写过。阿来举例表示，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被我们当成是一个古典作家，但实际上他在《德伯家的苔丝》等作品中写到的一些现象，可以类比当下中国乡村发生的现实。“显然，这些作家的写作探索，都为我们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即便同样是后发展国家的作家，像墨西哥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等作品，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启发。但我们有那么多人书写乡村，却并不关心这些经验。所以，我们眼下关注乡村、关注农民，应该意识到，我们面对的不是单独一个村庄的问题，而是具有普遍性和国际性的问题。”
当然就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而言，无论是对于外国文学经典，还是对于本国历史悠久的文学传统，模仿和借鉴是一方面，怎样找到自己的语言是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西川表示，现在依然有很多人在仿效李白杜甫写诗，但他们功力再深厚，也写不出李杜诗歌的感觉。“对古人来讲，他们写那样的诗很自然，他们的写作和他们整个的生活方式是契合的。他们经常写怀古的诗，也和他们所处的农业社会大有关系。作为文人，同时又是官员，他们会经历宦海沉浮，有时会被流放，有的还会经历国破家亡，他们有感情要抒发。但现代有人以古体诗词形式怀古，基本上也就在旅游景点发点感慨，没有家国之思，也就写不出那种感觉。”
这也正是西川关切的问题。在他看来，和中国现代化同步的新诗创作，必然呼唤一种能与时代同步的新的语言。这就能理解，当一个国家从古典社会走向现代社会，首先就要进行一场语言革命。“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和古典中国发生断裂，但要是我们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理解的诗意，还是过去那些风花雪月的语汇，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生活在今天，我们得把文化往前推动。同样的道理，乡村文明我们当然要关注，但眼下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6%、57%，我们就不能不正视城市文明带来的问题和挑战。要是我们无视或拒绝它，我们只能成为落后于时代的人。因此除了面对，我们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