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日前表示，中国近期将推出12条新措施，进一步扩大银行业保险业的对外开放。这是继去年4月推出15条银行业保险业开放措施基本落地之后，又一轮金融业对外开放举措蓄势待发。在3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会上，央行行长易纲表示中国金融业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服务业开放方面，具体措施绝大部分已落地。金融市场开放方面，按照国际标准，我国持续推动债券、股市、金融衍生品市场对外开放，扩大跨境投融资的渠道，完善相关制度安排。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在有效推进，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
金融开放能改善微观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和竞争力。通过引进竞争者，丰富金融机构种类和服务种类，加大国内金融服务机构的竞争压力，促使国内金融机构加强管理，降低运营成本，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外资金融机构的技术溢出效应、业务示范效应有助于金融服务业效率提高。放开资本项目管制有利于拓宽筹资渠道和改善国际收支。金融开放有助于满足企业居民日益多元化的投融资和资产配置需求，提高财富保值增值水平，增加社会福利。此外，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会促使监管机构在复杂的开放环境下提高监管能力。总之，金融开放会使金融体系加速走向成熟，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国际经验表明，扩大金融开放也需切实加强风险防控，以保障金融开放的胜利果实。
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将加大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在市场准入限制被降低或完全取消后，国际一流金融机构将分流乃至抢夺国内金融机构的优质客户和业务，进而使国内金融机构高风险客户和高风险业务比例增加，国内金融机构的利差降低，利润下降，风险抵御能力下降。金融开放带来的金融产品复杂化、高杠杆性，金融产品价格波动加剧，在市场效率提高、交易成本降低的情况下，投资者对利率、汇率等市场变量的灵敏性大大提高，金融资产价格的易变性加剧，羊群效应得到强化，进而放大金融体系的波动性。同时，国际资本流动还会带来外在金融体系风险和危机的传染。
金融开放也对传统金融监管的挑战。比如，开放环境下金融机构的多样性、业务的多元化、金融的创新性、金融工程的复杂性和金融交易的国际性等因素增加了监管者获取信息的成本，扩大了监管的信息不对称性。金融机构众多，业务复杂，投资者目的迥异，国内外监管机构、国内外市场和国内外投资者的多层次的理性和非理性行为，加剧了监管的复杂性。金融产品创新的加快也会导致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和结构性产品变得异常复杂，有效监管难度大增。
要使金融开放在金融领域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更多积极效应，就需要立足于当前阶段的发展条件，在坚持金融开放的同时，建立健全与金融业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不断完善与开放相适应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为确保金融开放的进程与制度建设协调匹配，需抓紧完善与开放金融体系相匹配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确保开放程度与监管能力相匹配。我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已初步建立，但尚需进一步完善。根据国际监管规则和最佳实践，加强对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公司治理结构、风险管理框架等方面的监管。强化对金融机构的资本约束，促进其内涵式增长，提升金融机构风险抵御能力，构建统一的危机管理和风险处置框架，厘清监管职能和行业发展职能的界限突出监管核心目标，促进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及时确定新业务、新模式、新业态的监管主体，明确监管规则，减少监管真空和套利。
当前需从金融体系面临的各种结构性问题入手，优化行业资源配置，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增强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这意味着加强政策引导，切实提高国内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增强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风险防控。在降低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的同时，做好事前甄别和事中监控，规避海外短期性、投机类机构进入；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做好金融业综合统计；健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机制，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
此外，还需增强机构间信息共享和监管合作，强化对跨境融资交易和资本流动等相关信息的披露，提高金融体系透明度。从跨境交易的信息采集、资本流动的趋势分析以及市场异常波动的监测管理三方面入手，建立监控资本流动的长效预警机制。逐步减少对传统管理手段的依赖，代之以基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调节跨境资本流动。合理设计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资本流出的相关制度安排，审慎放开对金融账户中证券投资流出流入的限制。（作者傅章彦系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