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通过技术进步、体制机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使经济增速与潜在增速相近，促进经济高质量平稳发展。对技术进步提升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我国始终坚持“创新驱动是国策”、“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指导原则，这些年来一直在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强化原始创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三重结构调整，即经济结构调整、区域结构调整和人才结构的重新聚集，传统要素劳动力和固定资产形成增速都在放缓，而新兴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已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均值。2016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钢铁、水泥、石油化工、煤炭、玻璃、电解铝等部分传统过剩行业的淘汰力度，《“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提出2020年科技进步对GDP的贡献率达到60%的目标。新兴支柱产业以及金融服务、文化娱乐、健康保险、养老医疗、饮食保健等现代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已有所提升。根据《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9%，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7%，增速均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6.2%；高技术制造业在增加值中占比13.9%，较上年提升1.2个百分点；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中，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4.6%。
新科技和新经济业态的产生与发展，也会带来经济结构转型。全球金融危机后有人认为，互联网等新经济业态的产生趋向于抑制资本投资，比如，亚马逊的线上销售方式不需要大型购物中心建设，而网约车则降低居民户的购车需求，甚至现代通信技术对打印、传真设备的依赖也大幅下降。近年来我国积极主动应对“互联网+”发展新态势，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鼓励与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融合，打造新的智慧产业增长点，增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提高制造业、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对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也产生了一定的抑制。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经济学教授巴里·埃森格林教授的数据分析研究就认为，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放缓，无论对发展中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而言，制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教育程度和高投资增速等。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自2010年以来开启下行趋势，近一年来基本维持在5%左右，经济存在下行压力，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因素。过高的投资增速制约生产率发展，通过资本积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发展方式基本结束。通过发展科技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才是实现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路径。
发达的金融市场有助于科技转化为劳动生产率，科创板的推出则是金融服务创新的重大举措。技术发展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而在决定技术向劳动生产率转化的诸多因素中，金融体系健全和完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先进的技术通常需要大量融资，而投资回报在企业初创期并不确定，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投资者相对于企业家处于信息劣势，此时完善的金融和法治体系可以通过不完全契约的制度设计，规避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金融市场更发达的、法治体系更健全的经济体，科技进步更能发挥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以此观之，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创板，有望大大增强资本市场对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服务能力。
科技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对利率水平更为敏感，科技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在传统的两变量（资本和劳动）模型的基础上，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把知识和技术创新纳入宏观经济增长模型，认为人力资本和科技也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非外生变量，人力资本和科技对利率水平更为敏感。而基于科技内生性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造成经济下行的需求萎缩的内生性反馈而形成的。作为影响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科技，既包括通过研发创造出来的新的科学技术，也包括通过技术应用而产生的科技的扩散效应，因此，无论研发还是应用，科技提升劳动生产率都具备强周期性，而且是先周期的。因此，劳动生产率也是具有高度周期性的生产要素。
科技进步推动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具有周期性特征，基于我国的实情，为尽力促使科技提升全要素劳动生产率，需要发挥逆周期经济政策的作用。（作者：朱一平 单位：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