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

在我因泄露“五角大楼文件”（Ｐａｎｔａｇｏｎ　Ｐａｐｅｒｓ）而被起诉的那两年，以及随后的“水门事件”调查期间，有一个秘密一直被很好地保护着—在那之后超过四十年的时间里仍然如此。审判期间，除了我自己，我的辩护团队当中只有首席代理律师莱纳德·布丹（Ｌｅｏｎａｒｄ　Ｂｏｕｄｉｎ）知道这个秘密。无论是布丹的同事，还是与我一起被告的托尼·拉索（Ｔｏｎｙ　Ｒｕｓｓｏ），甚至是我的妻子帕特里夏（Ｐａｔｒｉｃｉａ），都对此毫不知情。

在洛杉矶受审期间，也曾有记者问我，到底花了多长时间复印这些秘密文件—尤其是彼得·施拉格（Ｐｅｔｅｒ　Ｓｃｈｒａｇ），他当时正在撰写有关此案的新书。我总是含糊其词地加以回应，旋即转移话题。有心人只要稍作估算就会发现，仅仅复印与越战有关的文件根本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这便可能引出一个我当时希望回避的问题：“除此之外，你还复印了什么？”

真相是，从１９６９年秋天到１９７０年８月从兰德公司离职，我复印了自己办公室里绝密文件保险柜里的所有东西（五角大楼文件只是其中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机密和秘密级的文件，总共大概有一万五千页。我原本打算一次性公开全部文件，而不只是与越战有关的那些。这个计划和那些未公开文件的内容一起成为秘密，一直被保守至今。

许多未公布文件仍然与越战有关，包括１９６８年底至次年初我为基辛格所做的部分绝密工作（尼克松当选后提名他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但是“其他的五角大楼文件”中大部分是我的笔记，还有针对核战争计划、核武器指挥与控制系统等机密内容以及核危机的研究报告。其中包括重要文件的复件或摘抄、过期的战争计划（当时就已经失效）、图表，还有我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报告—其中一些是基辛格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所做的核政策研究。

过去４７年以来，听说过我名字的大部分人，只知道我公布了与美国越战决策有关的秘密文件（就是所谓的“五角大楼文件”）。他们可能也会了解到，我之所以能够有机会接触这些文件，是因为我参与了相关研究，早前曾在国防部参与越战升级的工作，后来还前往南越为国务院效力。

鲜为人知的是，在我从事这些活动之前数年，我曾经以兰德公司顾问的身份在美国国家安全系统的最高层工作，处理一些完全不同的问题—威慑并且避免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大战，或者在必要的情况下尝试控制、限制甚至终结这种冲突（然而这只是无谓的努力）。兰德（ＲＡＮＤ，即“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的缩写）是１９４８　年成立的非营利组织，主要为美国空军提供机密研究与分析服务。

１９６１年春天，我起草了有关全面核战争行动计划的绝密指导文件，经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签署后送交参联会。当年１月，在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ＭｃＧｅｏｒｇｅ　Ｂｕｎｄｙ）上任的第一周，我为他做了一次简报，阐明了现有核计划的特点和风险。在那之后不久，我便获得了在白宫接触绝密文件的渠道，有机会了解美国计划中的核攻击可能导致的预期伤亡情况。

第二年，我又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同时参加了两个负责向国安委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工作小组。又过了一年，在以全职高阶文官身份加入国防部之前，我加入了一个研究过往美国核危机（朝鲜半岛、古巴、柏林、金门、黎巴嫩和苏伊士运河危机）的跨部门研究项目，是其中唯一的研究人员，得以接触比“绝密”等级更高的秘密。所有这些职务和工作使我在当时获得了对一个平民而言非同寻常、极为特殊的知识—美国核武力行动计划的内容及其风险。

在开始复印办公室保险柜里的五角大楼文件和其他越战文件之后，我相信，公布保险柜里那些与核战争有关的“其他文件”才是更重要的事情。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个秘密。我想让国会、美国公民和整个世界都知道，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美国的核政策给世界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危险。我认识的其他人都没有这种经历—更不用说意愿—去揭露核战争风险的普遍性和紧迫性，他们也没有我手中这般详细的文件和笔记。我认为，只有那些文件才能证明令他人难以置信的秘密事实。

只有一个人曾知晓我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打算—兰迪·凯勒（Ｒａｎｄｙ　Ｋｅｈｌｅｒ），他以拒绝服兵役的方式为我树立了反战事业的榜样。我们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在旧金山谈话之时，他即将前往监狱报到服刑。在此之前我想告诉他，他的榜样起了巨大的激励作用，同时我也需要他作为社会活动分子的建议。（丹尼尔·埃尔斯伯格）

《末日机器：一个核战争策划者的自白》

［美］丹尼尔·埃尔斯伯格　著

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１６６－５０７６－９

新华出版社　２０２０．６

定价：６８．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