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

从1921年党的一大到1935年遵义会议，是党的幼年时期。这一时期，是党的初创、中国革命初步展开的时期。由于处于战争环境，党的建设未能全面、深入的展开，其特点就是不成熟。体现在组织上，就是党内尚未形成健全的领导人产生机制，中央领导集体不稳定，领导人更替频繁，先后产生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以及毛泽东等八位领导人。毛泽东在名义上是延安时期产生的领袖，但他在党内实际起领袖作用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里程碑，毛泽东实际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也是其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他的产生过程也经历了党的幼年时期，因此，我们也把他算作党的早期所产生的领袖之一。

纵观党的早期领导人群体，履历和当选情况不一。从出身看，多数为普通家庭出身，很少受家庭出身影响。从学历看，除向忠发外，其他人都至少接受了中等以上的教育。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均有一次或多次留学经历，或留学苏联，或留学法国，张闻天还曾留学美国；从产生过程看，有在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个人魅力型领袖，如陈独秀、毛泽东；有共产国际推荐或扶持的领导人，如瞿秋白、向忠发、王明；有特殊时期的特殊领导人，如李立三、博古；有过渡时期的过渡型领导人，如张闻天。从他们在任上当政的情况看，有的有名有实，如陈独秀、博古、毛泽东；有的开始有名有实、后期有名无实，如张闻天；有的有名无实，如向忠发；有的则有实无名，如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有时候是一人当政，如陈独秀、瞿秋白、博古；有的则经历了两人或多人当政，如向忠发时期经历了李立三、王明等人，张闻天与毛泽东也有过一段时间的“联合当政”。从任职时间来看，除毛泽东外，担任一把手时的平均年龄是33岁多一点，任职时间为一年至六年。从离职原因看，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都是因为其路线失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向忠发则是因为被捕叛变。这些领导人物并不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他们在党的发展史上都或深或浅地留下了烙印，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党的早期领导人群体中除了向忠发被捕变节外，其他各位都表现出信仰坚定、孜孜于革命理想。当时的中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社会更加黑暗，人民更加痛苦。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西方列强欺凌，丧权辱国。党的早期领导人均是怀揣“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一腔热血和建立平等、自由的社会制度的雄心壮志而确立自己的信仰。他们在迷茫中鉴别，在鉴别中选择，在选择中确立信仰，而信仰一旦确立起来，就从无更改，无有懈怠，倾其毕生心血以求之。或漂洋过海，负笈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或遭遇挫折打击、历经坎坷，却泰然处之；或被捕坐牢、受尽折磨，甚或牺牲生命。但始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不坠青云之志”，愈磨弥坚。在这一点上，不管他们的人生终局如何，其一以贯之坚守信仰的人生态度实为后人学习之榜样。

党的早期领导人更替，深受共产国际或俄共（布）中央的干预是毛泽东担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前的显著特征之一。美国学者加维尔曾指出：“直到1935年，共产国际一直有效地控制中国共产党……1935年前的中共党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如何将莫斯科的指示贯彻实施的历史。”这一时期，中共在组织上没有完全的自主性，主要领导人的产生与更替由共产国际或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指导、批准或决定。共产国际或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及其代表频繁地插手中共领导人的人选，为中国党确定组织路线，物色人选，安排职位，甚至强行指定，以不同方式选择自己“满意”的领导人，或撤换自己“不满意”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在创立时，由于陈独秀的名望及其对党的创立所作出的贡献，他在一大上被一致推选为中央局书记。因而可以说，陈独秀的领袖地位是属于“自然形成”的。但从二大开始，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干预就无处不在，对领导人的选择更是重中之重。中共二大“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条件明确规定：“党的纲领……都应该由共产国际批准，国际一切决议……都必须执行。”第二届中央领导人从当选开始，便明确共产国际与中共已是上下级领导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从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开始走上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的道路。遵义会议是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但实际上，后来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最终确立，也有共产国际“发话”的因素。当然，季米特洛夫之所以这样“发话”，是因为毛泽东的思想主张日益为中共全党所赞同和接受，毛泽东所代表的路线是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正确路线；而王明所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事实证明了是错误的，有害的，是无益于中国革命新局面的打开，他的“失势”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的频繁更替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克服自身错误、走向正确的历程。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和吸取失败教训的过程中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壮大和成熟起来的。在早期，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更替背后大多都伴随着错误的出现。陈独秀的离职是因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瞿秋白是因其“左”倾盲动主义而被替换；李立三是因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去职；王明、博古更是由于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持续了四年之久，致使当时的革命遭受到更为严重的损失，红军损失了90%，白区党的力量损失了100%，而且丧失了革命根据地，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党和红军面临着生死存亡。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遵义会议从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上排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直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从此中国革命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本文节选自《历史的选择：中共早期领导人纪实》）

《历史的选择：中共早期领导人纪实》

作者：刘启春，郑伟明，杨路

ISBN：978-7-5166-1572-0

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