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

如果不去认真地努力运用自己在以往战争中学到的经验教训来解决今天的军事问题，那么我们仔细琢磨这些教训也就没什么用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完全领会这些经验教训，以免再犯那些我们付出过昂贵代价的错误，否则犯错的成本难以估量。

我们在朝鲜犯过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我们倾向于把自己的战略建立在读懂敌人意图的基础之上，而没能对我们所掌握的敌人的实力情况给予适当的重视。尽管麦克阿瑟和他的支持者们知道，共产党中国完全有能力干预朝鲜的事务，这一威胁就在眼前，但他们还是低估了中国人的威胁。而我们还认为当时“没有哪位头脑清醒的司令官”会向鸭绿江以南派兵，我们的行动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

今天，尽管我们在东南亚正努力克服着日益增多的困难，但令人满意的是，我们似乎更重视我们知道敌人能够做什么，而不是我们认为他们准备做什么。约翰逊总统曾经说过，他相信中共说的话——而我们在朝鲜却不相信。因此我毫不怀疑，我们的决策者十分清楚，中共有能力激怒我们与他们打仗，前提是他们的领导人下定了决心。他们的公开声明已清楚地显示：他们对待人类甚至自己人民生命的态度，与我们几无相似之处。虽然我不了解当前的各项计划，但我相信，我们正在积极准备应对共产党中国的威胁。我只是在听到一些有影响力的声音在向我们担保中国“不敢”采取这种或那种行动时，才会感到不安。我相信，我们的军事决策者再也不会由于错误判断中共的意图而麻痹大意了。

尽管我们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教训，可还有一些其他的错误至少我们的部分公民似乎还要执意再犯。在朝鲜战争期间，有些人认为，用空军把已投入战斗的敌人所有增援和补给统统切断，就可以创造封锁敌人的奇迹。实际上空军根本无法实现这个奇迹。这个事实本应更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曾在朝鲜参加过地面战斗的人都不会小看空军在那里取得的成就。空军从灾难中拯救了我们，如果没有空军，联合国军的使命就根本不可能达成。在越南，空中力量也决定了地面作战的成败。但是，空中力量确实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过甚至就连某些身居高位的人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这些局限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最好的例证。当时，德国人不顾盟军掌握着无可争议的制空权，为使自己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大约26个师得以维持下去，利用几个山口提供补给达两年之久。在朝鲜，我们实际上掌握着整个半岛的制空权，但是，就连麦克阿瑟本人也承认，我们无法依靠空军轰炸来隔离战场或切断对方的增援和补给。在越南，迄今为止战争的结果再次验证了这个教训。轰炸后短短几天之内，敌人的铁路和桥梁就能修好并重新投入使用，渗透活动的路线也未被切断。可是，我们还是能听到饱和轰炸的要求。其支持者们坚持认为，饱和轰炸可以切断越南北方与南方的联系。

我还怀疑，我们是否从朝鲜战争中汲取了更深一层的教训，那就是与共产党签订的各种协议中必须包含能够在今后强制执行的制裁条款，否则就毫无价值。在朝鲜进行的两年的谈判尝试告诉我们：只有在履行协议明显对共产党有利，或者他们遭受报复的威胁太过明显而不可忽视时，他们才会履行协议。在东南亚，不论最终能与共产党人达成怎样的和解，要将各种强制性的制裁条款加进去肯定是极其困难的。然而，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必要时推迟签署最终协定，直到将这类制裁条款写进协定。

还有一个错误我们在朝鲜没有犯过，就是坚持在进行谈判之前实现“大获全胜”或“敌人无条件投降”乃至“制止侵略”。可是，从当今随处可闻并且充斥各类公开出版物的许多口号来看，我开始怀疑我们的公民是否都已经理解了有限战争的概念。有限战争并非只是一场尚未全面展开的小规模战争。它是一种根据我国的利益和当前的实力对各种目标作出具体规定的战争。“无限制”战争，除了“胜利”之外没有明确描述地理、政治和军事目标，就像那些取得一个胜利之后还需要赢得另一个胜利来保障前一个胜利的战争一样，是一种可能会无限制地升级的战争。坚决主张竭尽全力地打赢战争听起来可能挺阳刚，“捍卫自由”的呼声也可能像主的声音一样让我们热血沸腾。可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一场全面战争的结局是超乎想象的。它可能意味着数千年文明的倒退，连一个能表明胜利的人留不下来。

在设定军事目标时，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世界上大多数最根本的不幸并不适合用纯军事的办法来解决。我们与那些愚弄人的尊严、否定个人自由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必须结合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共同努力来寻求解决方案。这个世界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平衡状态，因为占世界总人口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过着相当豪华舒适的生活，而另外三分之二的人依然贫困、肮脏和匮乏。

因此，我们确定外交政策的目标必须考虑到这些基本的现实，而且必须明确地阐述这些目标，以免使这些目标成为纯粹的政治口号，掩盖我们自私和唯物的目的。例如，我相当怀疑，越南战争努力的目标是不是和某些政府官员所说的一样，不过外交上确实很少有人办老实事，更没人推心置腹地说老实话，这其实是明摆着的事。在写作本书时（1967年1月），约翰逊总统的既定目标，对我来说似乎并不算模棱两可或者话里有话，而且，对我国政府而言也是既保住了面子又不用妥协。但是，其他一些官方和有影响的人士辩解说，即我们在越南的战争目标全无私心，只是一心要保证那里的人民有“选择自己政府的自由”，这种说法我感觉值得商榷。不久前，艾森豪威尔总统把失去越南视为“失去了宝贵的锡矿以及橡胶和大米的重要来源”。也许你可以认为，这些资源，而不是“自由”，才是某些人眼睛紧盯着的真正目标。那些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河内停止侵略”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没有北京的支援，河内根本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

如果我们真相信我们的目标是后一种说法，实际上就等于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迫使河内和北京不仅要停止支持对越南，还有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等国家的武装入侵和破坏行动。根据东南亚条约，美国对上述国家都要承担义务。那么，从道理上讲，美国就得通过或公开或秘密的外交途径向共产党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停止一切上述活动。向共产党中国发最后通牒这类办法是否明智，我自己深表怀疑。我相信，目前的中国领导人对以任何方式向他们发出的任何最后通牒都会不屑一顾。如果我们为了使在东南亚条约保护之下的其他国家不被颠覆、挫败敌人以此为目标的侵略而被迫扩大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就非常有必要增加派驻到那里的军队。而且在我看来，如果不使用战术核武器，那无论我们往那里派的总兵力有多大，可能我们自认为足够了，但实践证明还是不够用，可如果使用战术核武器，那后果就只能靠猜测了。最后，我认为，除非敌人首先使用核武器攻击我们的领土或军队，否则，使用这种武器打击敌工业和人口中心将会引起自由世界舆论的极大反感，很可能使我们处在一个敌对世界中众叛亲离、孤立无援。

因此，我们理应自己决定我们世界政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要仔细地明确这些目标，确保这些目标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保证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为了追求一些模糊不清又遥不可及的目标而耗尽我们的资源，可能会使我们无力应对最终的考验，我感到，这种考验确实越来越近。

关于我们当前在越南的目的，阿瑟·戈德堡大使1966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所作的概述是很有权威性的，可能是比较真实的：我们不谋求在越南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或在亚洲建立一个“势力范围”；不谋求北越政府的无条件投降或颠覆；不排斥“任何一部分南越人民”和平地参与其国家未来的事务；随时准备在严格遵守1954年和1962年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达成和解。他表示，美国愿意将越南统一问题留待南北双方人民“自由选择”，并接受选择的结果，最后，还准备停止对北越的一切轰炸，前提是对方私下或通过其他方式作出保证，迅速采取适当的相应措施使战争逐步缩小；如果北越能同意从南越分阶段撤出全部外来军队——美国和北越的军队——的时间表，那么美国会允许在联合国或其他机构监督之下实施这一撤军。这些目标看起来虽然不能立即实现，但与确保我们要控制该地区锡、橡胶和大米的目标相去甚远，因此，这与我国人民在世界面前长期保持的道德立场，和我们长远的根本利益更为一致。

我们总的世界目标，就是那些明显属于我国根本利益范围之内的目标，更应当接受磋商。不过，我认为有一些目标是明确的，包括但并不仅限于以下几点：

1.防止铁幕之外的西欧受到苏联的控制。

2.防止在西半球建立一个受苏联操纵的政府（由于古巴，这一目标已暂时被我们丢弃，但毕竟还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维持我们在远东的前沿防线，即日本列岛、韩国、琉球群岛、中国台湾、菲律宾群岛一线（其中是否应该包括东南亚全部还是一部分，依我看，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4.继续支持联合国，并遵循其宪章原则，特别是关于宪章序言中的承诺：“拯救子孙后代，使之免受战争之苦”(许多美国人可能不同意我国根本利益范围之内的目标中包含这一点。但是，这一点确实包含其中。)

按我的看法，从战争灾难中拯救我们的孩子及其下一代，不仅符合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动战争，例如故意挑起一场核战争，绝不是拯救他们的办法。实际上，宪章前言中的那句话在我看来提出了联合国最根本的目的。

从伟大的罗马时代到现在，这两千年的时间里，欧洲人民不时处于战乱的血雨腥风中，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战争变得越来越残酷，越来越多广阔的土地沦为一片荒芜。现在，由于存在完全摧毁的可能性，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会付出血的代价，毁灭人类的价值观，这些都将超出我们的预期。

尽管这种有可能发生的大灾难非常可怕，但还是希望政治家们能以他们的聪明才智找到办法防止灾难的发生。不能让当前的障碍和可以预见的困难，当然还包括人类对权力的贪婪和欲望，破坏或削弱了避免危险的共同努力。除了固有的道义责任之外，西欧和美国人民的利益与这一目标最为息息相关，或者说他们有更强烈的原因需要实现这一目标。根本原因在于——欧洲，战争造成的死亡和毁灭由来已久；美国，因为其文化和经济利益与欧洲国家一致，而二者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都极其脆弱。

越南问题是对政治家们的智慧和勇气进行考验的精髓所在。正如解决德国问题和朝鲜问题时一样，我们将会面临一些重大抉择，对我国人民的精神和品质都将是个考验。我认为，美国人民富有活力和正义感，可以向任何国家传递精神力量。我相信他们能够经受住这种考验。

我坚信，我们的西方文明在这个星球上的逐步发展，有其神秘而崇高的目的。我认为，要充分认识我们的局限性，对自己的能力有自知之明，尽量避免将我们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强加给他人。我们的物质和精神力量，足以实现这一崇高的目的，但是我们必须发挥聪明才智，担负起我们的责任。

目前我认为最崇高的责任就是保卫我们的自由。这要求我们必须节约自己的力量而不能白白浪费掉，以备我们在面临最大的考验时使用。但是，只谈目的是毫无价值的。目的必须转换成具体、实际的政治目标，还要像我在前面指出的那样，与国家的根本利益保持一致，并服从国家的根本利益。

其实我很怀疑我们在东南亚设定的目标是否与此相符。一个公民，接触不到政府的高层情报，就像我这样，当然也就不可能切实消除这种怀疑。然而，在我们的政体下，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所能了解的情况来评价我们面临的外交政策问题，坦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对最近一段时间华盛顿宣布的关于东南亚问题的许多错误估计保持警觉。这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我说过，我根本不相信我们在东南亚的政治目标——就和我们的政府官员提出的那些目标一样，八面玲珑、模棱两可而且不够严谨——与国家利益是真正一致的。但是，我认为，我们的主要注意力不应放在这些虚伪的陈述上。相反，我们现在应当问一问自己：在这场无休止的冲突中，我们是不是透支了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过度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以至当需要在世界上其他更重要的地区应对新的挑战时我们会感到有心无力，因为以后肯定还会出现与我们真正的国家利益更密切相关的威胁。

如果我们能找到明智的方法节约自己的力量以防备威胁出现的那一天，那么我会对美国的未来，对我们的领导层应对威胁的能力，以及对我们武装力量全力支持领导层的能力充满信心。

《李奇微回忆录——北纬三十八度线》

ISBN：9787516607183

李奇微 著

新华出版社 2013年11月

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