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

中美关系被两国官方和学界一致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中美关系也是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这两个巨人在战略、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地区、国际、教育等诸多领域相互纠缠在一起。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拥有最多的军事预算和海军规模；是两个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更是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推手；它们为全世界贡献了最多的博士和专利；它们更是当今世界舞台上仅有的全球性行为体。它们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而中国则是美国最大的债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而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每天约有9000人穿行于两国之间，约15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高校就读，中国则吸引了约两万美国留学生。两国有38对“姐妹省/州”，更有169对“姐妹城市”，这种关系使双方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提供了相互交流的机会。在中国，有3000万人正在学习英语，而近20万美国人则在为学习中文而努力。

中美两国用上述及其他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最大影响。理解中美关系所蕴含的复杂性和驱动它发展的动力至关重要。但是，影响两国关系的要素不是固定的，并在过去的十年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也使很多之前的研究落伍了。本书试图修正、剖析并解释两国关系中的复杂问题。在本章之后，本书将分为7个不同部分：历史、理论、国内、双边关系、地区、全球，及其他有关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看法。

本书的主要论点，也是我们所认为的中美关系中短期内的主旋律是：两国紧紧纠缠在一起，并存在广泛的合作，但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强。这导致了合作与竞争交错的景象，我将这种现象称为“合作性竞争（coopetition）”。正如扎尔梅·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和他在兰德公司的同事在多年前创造了“接触兼遏制（congagement）”来表述美国对华政策中接触与遏制交织的情况，我认为“合作性竞争”一词能够充分体现当前中美关系中相互矛盾的双重属性——也即中美关系的一种新的常态。下面的章节将从实证的角度对此进行论述。诚然，两个国家既竞争又合作的现象并不少见，但是很少有两个世界大国会处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历史上，两个主要的大国只会维持最低限度的合作，而更多地处于非对称的、竞争性的，常常是敌对的关系中。有时，主要的大国可以在一个多国协调机制中共存（如同19世纪的欧洲一样），在这样的机制中，各国共享安全和商业利益，因此两个主要国家的竞争冲动会多少因其他国家而受到缓冲和抵消。但协调机制存在内在的脆弱性，在这个机制中安全困境和战略猜疑会像春雨中的野草一般滋长。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两个大国间的竞争和紧张关系将逐渐变得尖锐。当两个主要国家的综合力量从协调机制中抽离后，一些次级国家的实力将开始迫近两大主要国家，“权力转移”会逐步出现，从而催生一个更为不稳定的战略环境。即便是在美苏冷战时期这样更为经典的两极秩序下，两国的合作也仅限于最小限度并仅仅是形式上的，而在两国关系中占主导的是竞争和敌对。

有人认为上述情境也出现在当下的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中，而且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种看法。两国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日益增长并成为主要方面，而合作性因素则正在下降并沦为次要方面。两国展开合作的领域正在日益变得狭窄，政府间试图促成合作的会议正变得形式化且日益艰难。两国政府中弥漫着互不信任感，两国的政府中也很难再找到具有强烈的合作使命感的官僚部门（当然教育领域是一个例外）。

这种令人不安的状况既是由两国内在的一些因素所引起的，又是国际事务的系统性变化所造成的结果。中美关系还受制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和机制），它们之间权力平衡的变化以及实质的双边联系——我称之为“结构性相互依赖”（structural interdependence）。结构性相互依赖认为多方面的相互依赖将两个国家捆绑在一起，但是同时，这些相互依赖也激化了两国已有的分歧并催生新的竞争。这导致一种奇怪的“合作—竞争”动态混合状态——在这种关系中，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平衡从前者向后者转移。我将这一新阶段中的中美关系称为竞争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尽管两国仍然相互依赖，但是，它们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对华盛顿和北京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谨慎地控制竞争并使合作最大化，这样才能防止两国关系朝着敌对的方向发展。（本文节选自《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

《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

[美] 沈大伟 著

ISBN：978-7-5166-1511-9

新华出版社 2015年12月

定价：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