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

2003年2月，纽约——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辩论中，法国外交部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就是否批准使用武力攻打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发表了讲话。德维尔潘以经历过“战争、占领和暴行”的“古老国家”和“古老大陆”的名义，预见性地声称，攻打伊拉克政权将给这一地区的稳定带来灾难性后果：“选择开战，在理论上似乎最有效。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赢得战争之后，必须建立和平。”在强调“使用武力不合理”之后，他在演讲结束时表示，他相信国际社会有能力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我们是理想的捍卫者，良知的守护神。我们肩负的重大责任和无上荣光，应该引导我们优先选择和平解除（伊拉克的）武装。”

德维尔潘的讲话受到了世界各地的欢迎，因它代表了“建立一种基于人道主义而非武力的新型政治”的共同愿望。而在德维尔潘的观点及阐述方式上，人们可以清楚地辨识出一种风格，一种毫无疑问的法兰西风格：魅力十足的男子气概和高谈阔论的激情，这得益于法国公共演讲的优良传统；诉诸理性与逻辑，把讨论的问题分成两个对立面（冲突与和谐、一己私利与共同利益、道德准则与强权政治）；德维尔潘给人的感觉是：他像是在讲述一种基于几百年来痛苦经历的古老智慧，和一种建立在法国文化优越感之上的自信的乐观主义。事实上，尽管德维尔潘没有明确地这么做——但却因此而更加引人注目——这次发言，事实上挑战了乔治·布什领导的美国及其殷勤的盟友英国，并向国际舆论的法庭指出，美英两国的行动威胁了和平与稳定。这种对卑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无声的妖魔化，以及他特有的以普世原则为名的法国式主张，是德维尔潘演讲艺术的高潮——而因为这些恰好完全符合法国的国家利益，所以更加给人一种真诚的感觉。

德维尔潘的观点，不仅反映了现代法国人的世界观，而且充分反映了法国人关于国际和平的更加广泛的思想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至18世纪。他的演讲微妙却有力地再现了18世纪作家阿贝德·圣皮埃尔的理想主义主张：保障世界和平的最佳手段，是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一个联盟（这个联盟自然由法国来领导）。这位外交部部长的高谈阔论，也让人想起另一位富有才智的政治家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他曾试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通过外交和国际合作来促进世界和平。简而言之，它深深扎根于一种丰富而复杂的法国思维模式之中。

在这本书中，我将探究法国思想体系的不同方面，重点表现它的长期特征和演变，以及它延续到今天的文化表现，展现思想活动如何（以及为何）在法国公众生活中占有如此特殊的地位。除了找出法国人表现自己和想象世界的多种方式，我的最终目的，正如本书书名所言，是试图解释法国人是如何思考的；换句话说，是试图弄清楚他们喜欢的概念、体系和思维模式，以及他们对特定风格的迷恋。这其中包含了一些典型特征，比如他们相信自己天生就倾向于创造性思考，正如作家布莱斯·帕斯卡评论他的同胞时所言：“我谈的不是傻瓜，我谈的是最具智慧的人；正是在他们之中，想象力才极具说服力。”同样普遍的是，法国人素来思路清晰，这源于法语本身的特点——作家里瓦罗尔曾傲慢地说：“说得不清楚的，不是法语。”

这种语言上的精确伴随着一种乐天派的轻率，批评家希波吕忒·泰纳承认这一点：“法国人所渴望的，就是激发自己和他人产生充满快乐想法的气泡。”法国人的典型特征，还包括漫不经心的态度，正如哲学家孟德斯鸠指出的，“（法国人）严肃地做琐屑之事，轻率地做严肃之事”——但是也存在一种叛逆、傲慢的趋势，正如历史学家厄内斯特·纳维斯指出的，“我们生来就不是温顺恭敬的人”。而（另一位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将“喜争好辩”视为法国受过教育的阶层的特异属性之一：“我们闲聊，我们争吵，我们用说话来耗费我们的精力；我们说狠话，我们在最无关紧要的话题上吵得怒气冲天。”法式思维风格，尤其以热爱普遍观念而著称。散文家埃米尔·蒙泰居说道：“没有哪一个民族中抽象概念扮演如此重大的角色。

法国的历史充斥着如此惊人的哲学倾向，人们对事实毫不关注，但是对抽象的东西充满了高度的渴望。”或者如作家朱利安·班达更加积极的诠释：“一种真正丰富的思想，涉及的是普遍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的问题，而且它未必严格地贴合实际。”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会看到以上所有这些法兰西精神，以及其他精神的表现：最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人偏爱围绕理想化的、形而上的概念（如君主政体、理性、共同意志、无产阶级、国家）来进行关于美善生活的争论。事实上，法国人是如此地喜爱形而上学，以至于这个术语甚至被认为能够适当地描述“在暑假期间，购买新鲜出炉的面包时遇到的困难”。同样，法国人也普遍热爱整体论，喜欢从整体上考虑问题，而不是考虑其各部分的表现。正如哲学家菲利普·柯尔库夫评论的，这种本质主义，对于法国思想来说不可或缺，它在关于各种主题的集体性讨论中都有所体现（从共和国、国家，到多元文化、安全、美国等）。哲学家米歇尔·拉克鲁瓦在描述他的基于对法国性的“本体论式理解”的爱国主义时，为这种本质主义的思考方式提供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整体主义在法国人将一切——从法规章程、权利条款到政治纲领——编纂为详尽的法典的冲动中显露无遗（虽然常常会漫不经心地忽略掉一些有疑问的条款）。法国人的思考风格同样值得注意，因为它能够赋予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谈话、穿着、饮食，到庆祝仪式和语言运用本身）以理论的和现实的特性。于是，我们看到在2014年初夏，极具法国特色的第十届词语节在艾里克·欧森那院士的赞助下，于涅夫勒省卢瓦尔河畔的拉沙里泰举办。据组织者说，该节日的目的是“让词语发出嘹亮的声音，这样我们就可以怀着‘语言要与绝大多数人共享’的信念，仔细思考它们的魔法和力量”。

法国人也普遍热衷于表达和形式的问题。这表现在他们对学术活动的审美品质的信念；喜爱分类法和新词汇；以及正如在默兹省巴勒迪克的庞加莱数学院的一名学生在考试之后，得意扬扬地对当地报社所说的话——任何一篇好文章，都应该围绕命题、对立命题、综合论证的“辩证规划”，进行谋篇布局。她的论文设法解决了人类的选择是基于“理性”还是“激情”的问题，这展现了也许是法国式文体最显著的特征：痴迷于把事物一分为二，这一点在德维尔潘先生身上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如一位经验丰富的巴黎智识生活的观察家所注意到的：法国人习惯围绕着几个常见的主题来组织公共辩论，包括：开放和封闭、停滞和变革、自由论和宿命论、统一性与多样性、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衰落。（本文节选自《法国人是如何思维的》）

《法国人是如何思维的》

ISBN：978-7-5166-3310-6

[英]苏迪·哈扎里辛格 著

新华出版社 2017年8月

定价：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