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

世界的权力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新亚洲在21世纪会像老欧洲在20世纪那样热衷于国家之间的争斗，最终成为自我毁灭的受害者吗？如果真是这样，大灾难将降临到这个和平的世界之中。这个问题必须优先获得解答，因为猛一看就能发现今日的亚洲与昨天的欧洲有令人惊讶的相似。

20世纪初，欧洲处于全球影响力的顶峰，可是仅用30年就把自己彻底毁灭了。欧洲猛然跌落是有原因的，德国崛起了，变得越来越强大，变得过分自信，欧洲当时的体系很难容纳下德国。在今天的新亚洲，中国的崛起引发的挑战很像当年的德国。法国怨恨1870年被普鲁士打败的事，反对德国的崛起，对德国保持着警惕。现在的印度与当年的法国相似。英国虽然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但在欧洲大陆很有影响力。当时英国没有介入欧洲事务，但肯定很关心局势的发展。在这方面，现在的日本使人想起当年的英国。最后，俄罗斯被牵扯进来，这一点虽然是放在最后说，但并非最不重要。当年德国支持奥匈帝国反对塞尔维亚，而俄罗斯在这一点上反对德国，这种对立在1914年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到了1939年，苏联与德国共谋作恶，又引发了欧洲第二轮的自我毁灭。今日的俄罗斯，因中国而焦虑，赞同印度抗衡中国。

导致欧洲大灾难的主要原因是欧洲的政治体制无法同时处理两类挑战：一是新帝国崛起引发的挑战，二是中欧的民粹主义者的狂热野心引发的挑战，这种挑战后来变得越来越强烈（欧洲的政治体制，是在一个世纪之前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经几个大帝国讨价还价后确定下来的）。当今的世界，欧洲不再是中心，亚洲地区的稳定问题显然对全球的安危至关重要。问题不仅是中国在国际上攀爬上卓越的地位，还有其他问题也需要考虑，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拥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而把东南亚几个中等国家累积起来也不可小觑。把亚洲国家放在一起统计，虽然这些国家的数字并不一致，但亚洲代表了全球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4.7%，全球人口的54%。

此外，本书在第一部分中曾经评述过，很大一部分亚洲人口的政治热情已经觉醒了。亚洲政治觉醒的本质是民族主义或宗教，这两者同时又为觉醒提供能量，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包含着难以割舍的反西方情绪（因亚洲各国的历史经历不同，所以程度有所不同）。这些反西方情绪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主题，每段情绪都在说西方的某个部分要对过去的虐待行为负责。简言之，东方并不统一，从政治、宗教、文化、种族的角度看，东方比那个犹豫着不愿统一的西方要更加多样化。东方的政治觉醒只是最近才出现的事，它给人留下的痛苦记忆至今犹新。从整体上看，东方人都很骄傲，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大，但东方人口基数巨大，大多数人仍然很贫困，住在非常拥挤的地方，缺乏足够的生活条件。许多东方国家相互敌对。东方的民粹主义者的热情非常不稳定，而民族主义者的热情使人想起一个半世纪前的欧洲。

亚洲的民族主义，特别是被宗教热情鼓噪的时候，会对地区政治稳定产生威胁。它们威胁着民主制度的稳定，当它们被各国间的敏感事件触发后，潜在的热情就会爆发。民族主义者会被政治口号点燃，他们释放出来的热情能产生相当大的压力，连地区的威权政府都不能阻碍。还存在一种更坏的情况，东方只有少数几个民主体系，它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民族主义的要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它们与公众保持一致。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多的。有些冲突可能来自地区的权力争夺，中国和印度就是典型的例子。争夺水资源或者边境既是借口又是导火索。有些冲突来自有争议的领土纠纷，这类冲突可能变成爆炸性的政治事件，释放出猛烈的民族主义和宗教仇恨，如果发展到极点，双方就能威胁对方的存亡。印度和巴基斯坦是这类冲突的典型。有些冲突来自绵延的历史敌意，比如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冲突。有些冲突是内部不稳定的副产品和高层误判的结果，显然我们可以想到朝鲜对韩国的态度。有些冲突源自海洋权益的争夺，比如中国和日本，再比如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另外，衰败的俄罗斯没能成功地实现西方化和现代化，可能会怨恨越来越成功的中国扩张进入蒙古和中亚新国家获取自然资源。

中美可能引发非常严重的国际紧张状况，因为双方都无法适应政经实力对比的变化。中美之间显然存在着经济竞争和持续的金融争端，除此之外，还有可能出现突发事件，譬如台湾改变现状、美国海军出现在中国领海附近、朝鲜半岛的冲突。

最后，我们必须考虑核武器对这些地区角力的影响。新东方已经有三个公然的核武器大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第四个不那么明显的国家是朝鲜，它不断采取威胁的姿态，自命为一个核武器大国。如果美国的安全承诺不明确，日本就有能力很快变成一个核武器大国。在新亚洲的西南部边缘，伊朗也许已经在制造核武器了。缺少较大型集体安全框架的亚洲（今天的欧洲就有）面对如此多的潜在冲突，外加动荡不安的民族主义激情，人们有理由担心，在某个特定时刻引发更大规模的地区冲突，其严重程度可能会等同于或超过欧洲在上世纪经历过的恐怖灾难，尤其是核武器被派上用场的话。

但是，尽管亚洲面临大量的不确定性和不对称性，但那种认为新东方肯定会爆发破坏性的国际战争的说法显得牵强附会。尽管亚洲与20世纪的欧洲的相似性似乎很明显，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因为21世纪全球的情况全变了，而亚洲各国间的交往历史也很独特。

第一，地缘政治现状不同。20世纪初的欧洲当时是世界的权力中心。亚洲目前还不是，至少不是世界军事力量的中心。这意味着，亚洲领袖在考虑打仗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考虑外部势力有可能进行干预。例如，如果印度和中国爆发真正的大战（不是边境线上的小冲突），俄罗斯几乎肯定会决定给予印度某种帮助，因为这样才能削弱中国。美国担忧亚洲会出现一个决定性的统治者，所以这种忧虑或许会左右美国的应对政策。为了避免胜负向一方倾斜，美国很可能会努力降低交战双方的战略目标、战争的范围和强度。

亚洲的政治精英们意识到，一旦开战将会有潜在的强大外部敌手出现，也许这就是亚洲各国军费开支占各自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相对较低的部分原因（根据世界银行的数字，中国是2%，印度是3%，日本是1%，美国是4.6%）。即使中国和印度开战，从它们的军费、相对中等水平的核武器这两点，我们就能推测出，双方都没有在认真考虑使用武力去解决双方现有的或潜在的冲突，它们只是警惕对方而已。

第二，当代亚洲的繁荣建立在全球相互依存的商业网络上，这不仅制约了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也产生了许多供各国自我满足、实现雄心抱负的机会，譬如，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鼓励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压制极端的民族主义。中国肯定能体会到这个道理，长达30多年的经济发展，大幅改善社会经济条件，中国获得了国际上的突出地位和非凡的金融地位。而且有此经历的国家不止中国一家。其他越来越成功的亚洲国家（尤其是韩国和东盟集团），正在从相互依存的商业网络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不理智的民族主义。亚洲21世纪里的中产阶级与世界是互通互联的，而20世纪的欧洲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这些亚洲人爱到海外学习，经常旅行，到处都有商业联系，有共同的职业理想，利用互联网实现跨国的密切关系，所以这些使他们难以形成一种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反而能帮助他们意识到相互依存的利益。

第三，应该认识到欧洲和亚洲有截然不同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几个世纪前，“东亚最重要的国家——日本、朝鲜、中国、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这些国家的贸易和外交关系都是通过中国这个中心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它们有共同的原则、标准、惯例去校准相互的交往……在欧洲历史上，长时间的和平是个特例，而不是惯例……与欧洲截然不同……东亚国家的和平几乎没有中断，不是100年的和平，而是300年。”

最后，在21世纪里，威胁亚洲安全的因素与在20世纪里威胁欧洲的不同。在后者所处的情况中，推动国家打仗的大部分原因是民族主义驱动的领土野心，那时的想法是领土越多，实力越大，国家地位就越高。这种野心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生存空间”这个概念，它代表一个国家为生存所需要的空间。在当代亚洲，导致地区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是民族多样性和种族忠诚热情，而不是谋求外部领土的野心。（本文节选自《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

《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著

ISBN：978-7-5166-5052-3

新华出版社 2020年3月

定价：56.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