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

昭和10年代初期的日本领导层在四分五裂中趋于细碎化。在这样的国内局面下，爆发了武藤贞一所预测的“大战开端”——日中战争。昭和10年代初期的日本国民正处于“内政”与“外交”双重国难的入口处。

无疑，日本国民从这双重国难中得以解放之际，正是1945年8月15日。只会无穷扩大毫无出路的战争的军人与政治家被逐出局，国民从战争中得以解脱。

当论及2011年3月11日的大地震、大海啸、核事故“三重苦”时，很多人自然会与当年8月15日之后，日本人从国难中实现的复兴相对比。很多人认为，曾经从战败后的废墟中实现复兴的日本人，必然也能够克服这次“3·11”国难。

但是，在分析了本书第六章“危机时代”向后来“崩溃时代”发展的过程后，笔者认为，2011年3月11日，更加接近于日中战争爆发之际的1937年7月7日。

1937年7月7日的日本，正处于“崩溃时代”的入口。而1945年8月15日的日本，则终结了“崩溃时代”，迎来了“改革时代”。日本国民从愚蠢的领导人与愚蠢的战争之下得以解放，在重燃希望后接受了战后改革，并全力投入复兴。

而在遭遇“3·11”三重国难的日本，既没有对于改革的希望，也没有对于领导人的信赖。当然，重建和复兴东北地方是日本国民的一致心愿。但是，本应领导这一事业的日本政治领导层，却像昭和10年代初期那样，在四分五裂中趋于细碎化。所谓面对“国难”时，必然发生“明治维新”“战后改革”的说法，只是一种疏于具体历史分析的单纯乐观论而已。“明治维新”和“战后改革”确实给日本带来了发展，但“昭和维新”却加剧了危机，最终招致灾难。要克服3·11”带来的国难，日本国民需要新的领导层。在四分五裂的、细碎化的领导层之下，无论是“重建”还是“复兴”，都可谓希望渺茫。

然而，“兴”“亡”往往在历史上组合出现。本书始于明治维新之“兴”，终于“昭和维新”之“亡”。在本书记述的时代之后，又有了“战后改革”之“兴”。战争结束以来66年的历史以“战后改革”为开端，似要形成又一个循环。其中，能够克服“亡”而迎来“兴”的下一代领导者们，应该正在政界、官界、财界、劳动界、言论界以及学界中等待出世的机会。

笔者确定写作本书是在2010年3月。这是筑摩新书出版社编辑增田健热心敦促的结果。笔者从同年8月动笔，经过几乎整整一年时间，终于在2011年9月完稿。这期间，已经脱离教职近九年的笔者投入了整整一年时间，名副其实的“整整一年”时间。本书原稿大约每页为两百字。在此期间，每凑齐一百页左右的原稿，增田先生就审读并发来评论。本书原稿超过1200页，增田先生发来了12次审读评论。在著书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作者写作”、“编辑制书”这种单纯的分工。

尽管有增田先生的帮助，要以一人之力写出80年间的日本历史，难度仍然远超想象。当然，笔者最初就未打算将此书写成那种观点平衡的通史。

这是一本带有笔者独断和偏见的日本近代史。但是，不管如何为独断和偏见所驱动著述，从1857年（安政四年）到1937年（昭和十二年）的历史仍是过于漫长，过于复杂。也许书中充满谬误，但能够从这一苦差中解脱出来，笔者感到无比欣慰。（本文为《日本近代史》结语，作者坂野润治）

《日本近代史》

ISBN：978-7-5166-4979-4

[日]坂野润治 著

新华出版社 2020年1月

定价：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