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本身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成为闹剧了。
——（德）卡尔·马克思
1644年，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今景山）用白绫自缢，276载大明皇朝寿终正寝；
1649年，135人组成的特别最高法庭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人民公敌”之罪名判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死刑，并在3天后将其在白厅前斩首。
——5年间，近代史上中、英两个大国君王都被逼上或被送上了断头台！
1720年9月，投资者抛售英国南海公司股票造成“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破灭，愤怒的人们提议将以股份抵押贷款的银行家们“绑起来放在装满蛇的袋子里，然后扔进阴沉沉的泰晤士河”，据称英国国王乔治一世（George I）也被套牢其中，其投资的10万英镑血本无归；
1869年9月24日，投机商人古尔德（Jay Gould）和菲斯科（James Fisk）等操纵政府炒作黄金牟利的阴谋破灭，引发了金融危机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五”，时任美国总统的格兰特被普遍认为涉入甚深，其靠内战军功积累的政治资本化为乌有。
——149年间，资本家所鼓吹起的“泡沫经济（Bubble Economy）”，如此相似地两度让英、美两国元首被辱蒙羞！
皇帝、国王或者总统——变化的不过是这些执政者的称谓，不变的却是权力透支者或曰顶层贪腐者、不称职者的形象！
然而，中国史家之公论是：“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万历之怠惰。”“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为什么“皇孙”崇祯的死路，是由“皇爷”万历铺就的呢？
答案并不复杂：中国在万历治下迈过17世纪的门槛，悄然滑向腐败高发的“流民社会”……
1788年，乔治三世国王和不列颠迎来了光荣革命百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百年前发动的非暴力政变，仅以更换一个国王之代价便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此后英国进入历史新纪元，在18世纪中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一跃崛起为全球大国，但斯时斯刻的不列颠也正处于腐败高发的“骚乱年代”……
1876年，美国建国一百周年。美国人在回顾百年辉煌时发现：由格兰特总统引发的贪渎营私、任人唯亲的“格兰特主义”泛滥，在造就发展极速中也迎来贫富差距和道德沦丧的顶点。美国在勃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崛起为世界霸主，但却落入腐败高发的“镀金时代”……
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英、美等国历史上的三段腐败高发期，似曾相近，却大不同。
中国的明朝被关外铁骑“改朝换代、破产关门”，英国和美国却在全球化起潮期完成了大国崛起的特殊“接力”。
那么，为什么面对腐败高发和政府破产，有的国家能成功重组，有的却惨然倒闭呢？
答案似乎也不复杂：可怕的不是腐败，而是丧失了守住执政安全底线的意识；危险的并非腐败高发，而是丧失了实施顶层救济的能力。
有了顶层治理的决心、智慧和行动，深度权力透支所造成的“历史周期率”将得到异常艰难而又持续有效的“修订”……（本文节选自《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
《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
ISBN：978-7-5411-8
高波 著
新华出版社 2021年1月
定价：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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