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

只有从这一时期开始，我们才能充分认识中国当前的问题何以产生，而中国人又能如何利用知识、经济和情感解决它们。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研究腐败高发期从古代中国说起，既有历史的依据，也有逻辑的必要。诚如黑格尔所言：“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它的原则又具有一种实体性，所以它既是最古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实体的东西’以道德的身份出现，因此，它的统治并不是个人的识见，而是君主的专制政体。”

1.传统之“型”：断头政治下的山寨式腐败

17世纪，被西方史学家称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和“中华帝国的开放年份”。在此之前，“4000多年中，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发展起一个独特、自治的社会。这一社会……以农业而不是商业为基础，由地主和官僚而不是商人和政治家统治。正是这一明显地自给自足、自满自足的社会认为世界上其他社会都是低下的、从属的社会”。此后，曾雄强于欧洲的中国，发展开始减退，国力开始衰弱，国门开始闭锁。而随着西方世界开始兴起，旧中国的统治者将要在农业和工业两种异质文明的冲突中甘拜下风。

与现代社会人们所能接触、知晓的腐败不同的是，17世纪晚明的传统“中式”腐败是发生在无视乃至没有公民权利的专制政体背景下。总体上看，传统腐败是以财产侵占为主，以生活腐化为辅，这种腐败具有直接性、暴力性，往往表现为对下层人、财、物赤裸裸的强抢和血淋淋的豪夺。

形象地说，这是一种占山为王的强盗式腐败类型，无异于杀人越货、火中取栗。西方学者对“中华帝国”的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对社会随时间变化而分化不能进行准确的数量度量，但中国一直是一个收入两极分化的社会。在社会的顶层，是一个富裕的阶层，他们只占人口总数的2%，却占收入的24%，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没有或只有少得可怜的土地，或许占大多数村子的家庭的20%至25%。”顶层和底层的分化，是封建专制滥权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必然结果。

笔者认为，所谓传统和现代的关键区别在于两点：一是政治上看是否出现了“法治国家、政党政治和选举民主”协同并立的政治体制和运作机制，二是经济上是否出现了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产权制度和公司化治理结构。权力垄断集中和高度专制的政治体制下，传统腐败的极化、泛化现象十分突出。

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山寨式腐败的最大特点在于：权力无边界，责任无底线，利益无保障。

——官员们俸禄微薄，用官位自肥，但终难逃皇帝抄家；

——权力无边的皇帝可以明抢百姓家产，抄大臣的家；

——最后，流民起义，也可以抄皇帝的家！

在这些贪渎庸碌的大明皇帝统治之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出现了严重的“苏丹化”倾向。酷爱历史的毛泽东通读过“二十四史”，对历朝历代的兴衰治乱、文治武功皆有研究和体悟。其中《明史》是毛泽东圈点最多、体悟至深的史书之一。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万历皇帝就是这“坏事做尽”的“苏丹化君王”的典型，在他的“断头统治”之下，大明朝廷犹如一个强盗云集的山寨，不论长幼尊卑，无不以强抢明夺为能事。

2.皇权勾连资本，天理遭逢人欲

问题在于，由史上出身最卑贱的皇帝开国并一度采取“剥皮实草”的酷刑治理贪官的大明王朝，怎么就变成了让毛泽东“最生气”的腐朽乱世？

读明史，发现两个今人耳熟能详的常见词：一是商人；二是资本。而且，“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明中后期，“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除了食君之禄的职业之外，大家都在忙着做买卖逐利赚钱，这是数千年未有之现象。在商人、资本、官商等关键词之间，给出了一些透析中晚明沧桑巨变的比较重要的线索。

如徐芳《三民论》曰：“夫商，携货而出、操母以致子也。”这是一个绝妙的譬喻，说商人们所经营的货币如同是母体，商人的本业就是让“银子下崽”。这道出了农业文明主宰的明王朝中，另一个将在19世纪的美利坚成为主宰的新生事物在初试啼声。它就是：资本。至于商人“操母致子”，无非是体现出了资本增值功能。但政府需要“先使未来钱”，而商人渴望“让银子下崽”，这使得官员和商贾之间有了一种源于资财的合作前提。至于后世资本家与政治家的联手，就是其高级形态而已。

再如《明实录》（正统五年一月丁卯）载：“给还盐商资本钞。时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奏：各处纳米中盐客商，有永乐中候支，到今祖父子孙相代，尚不能得者，艰难百状。乞如洪武中例，给钞还其资本以便民。”这段史实表明商人从一开始就要和官府打交道、找生意，如果官府作梗，商人只能是“艰难百状”。因此，所谓的“官商勾结”恐怕并非都是商人的一厢情愿，而很大程度上是在权力经济形态下的无奈之举。

因此，当大明帝国在时光长廊中邂逅资本的时候，发生了两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变化：

其一，是名教无存，“天理”让位于“人欲”，穷奢极欲取代儒家道统而占据了人们的脑袋；

其二，是资本张目，“商人”勾连上“官人”，金钱利益置换道德文章而充斥着权贵的口袋。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被梁启超称为“政治地理学”佳作，其中记载了万历朝时世“迥异”之状：“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对于金钱财富的威力，这番描述堪称入木三分。当时的一首民歌唱道：“世间人睁眼观见，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他诸般称意，没了他寸步也难。拐子有钱，走歪步合款；哑巴有钱，打手势好看。”

万历十六年（1588年），文人薛论道写了一组散曲《题钱》，其中有云：“人为你名亏行损，人为你断义辜恩，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忘忠信。细思量多少不仁，铜臭明知是祸根，一个个将他务本。”为了金钱就可以完全不讲道德，利欲观念膨胀，背信弃义，胡作非为，整个社会疯狂到了极点。

明末人赵南星在其《笑赞》中讲了一个唐三藏西天取经的故事，说的是唐三藏到了雷音寺，迦叶长者索要小费，三藏只好将紫金钵给他。愤愤不平的猪八戒到释迦牟尼那里告了一状，没料到结果竟然是：

佛说：“佛家子弟也要穿衣吃饭，向时舍卫国长者请诸弟子下山，将此经诵了一遍，讨得了三斗三升麦粒黄金，你那钵盂算有多少金子？也在话下！”说得个猪八戒好似箭穿了雁嘴，恼恨恨地走出来说道：“逐日家要见活佛，原来也是要钱的”。

这个故事分明是托事讽今，用天国的拜金来暗喻尘世的龌龊。金钱成了社会权力重新分配的一般等价物，也成了宗法等级制度逐步消解的强烈腐蚀剂。

然而，这“天国”与“人世”、“天理”与“人欲”之争确是众说纷纭。如明末清初学者陈确就曾直言：“人欲不必过为遏绝，人欲正当处即天理也”，“学者只时从人欲中体验天理，则人欲即天理矣，不必将天理、人欲判然分作两件也。”然而，实际操作中，从欲随心与枉法肆行难以区隔，纵情任性与贪渎滥权几乎不分。

陈确还代表时人心声痛切指出，士大夫“以治生为本”“治生尤切于读书”，“故不能读书、不能治生者，必不可谓之学；而但能读书、但能治生者，亦必不可谓之学。唯真志于学者，则必能读书、必能治生。天下岂有白丁圣贤、败子圣贤哉？岂有学为圣贤之人而父母、妻子之弗能养而待养于人者哉”。

值得一提的是，与18-19世纪资本家在英、美两国的境遇不同，资本的芽苗虽然在彼时大明的朝堂上和草野间疯长，但却始终未能如“第三等级”和“强盗大亨”那样成为社会的主宰力量。

首先，如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指出的：“在中国……因农业和手工业制造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关于明人笔记小说《松窗梦语》中一些家庭手工业发展成资本主义作坊的论述，以及苏州等地所出现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现象，虽然透露出早期资本家（机户）和雇佣工人（机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但却始终是“星星之火，未能燎原”，没有突破农业社会的枷锁而健步走上工业革命、金融革命的道路。

其次，由于权力经济形态下的商人从未获得独立的政治社会地位，从骨子里仍然难舍“由富而贵”的渴望。如李约瑟和黄仁宇所说：“官僚思想对成功的商人家庭有着磁铁一样的吸引力，一如催眠一般。”“官僚制国家有它自己的推动力。如果对社会稳定的渴求超过了经济增长或普遍繁荣，我们不妨说，维持一个基本的农业社会结构，比从事甚至允许任何形式的商业或工业发展，更有利于朝廷和官僚士大夫”，这也是“中国缺少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政治原因。

因此，17世纪的明朝腐败高发期中，权力经济和商业经济的交错，商人阶层和权势阶层的博弈，犹如矗立在众匪云集的山寨周围的栅栏，包围着掠夺者打家劫舍的势力范围，同时也护卫着传统腐败的运作空间。

（本文节选自《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

《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

ISBN：978-7-5166-5411-8

高波 著

新华出版社 2021年1月

定价：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