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兼爱，就是指像爱护自己一样去爱护别人。它是墨子思想体系的核心。
墨子看来，不相爱是天下所有乱象兴起的原因。子女不孝敬父母、弟弟不友爱兄长、臣子不爱戴君主，都是因为他们只爱自己没有把对方当成自己一样爱护。反过来父母不爱护子女、兄长不友爱兄弟、君主不爱护臣子也是同样的原因。延伸到盗窃抢劫现象出现也是如此，犯罪者只爱自己而没有把受害者当成自己一样爱护。再延伸到大夫侵扰家族、诸侯相互攻伐也是这一原因，都是只爱护自己家族（或诸侯国）不爱护其他家族（或诸侯国）所致。
为了阻止这些乱象发生，墨子提出要实行兼爱。墨子看来，如果天下人都能够兼爱，把别人当成自己一样爱护，那么自私自利的心理就能消除，不孝不慈、盗窃抢劫、侵扰家族、诸侯混战等等这一切罪恶乱象也就自然消灭了。
要想做到墨子提倡的兼爱，全心把别人当成自己一样爱护，关键的一点就是做到“爱无差等”（不区分差别等级地爱护人），此观点与儒家的思路有着明显区别。墨子说：“兼以易别。”（《墨子·兼爱下》）就是说用“兼”的思想来改变“别”的思想。这里的“兼”就是更重视集体的利益，“别”就是更重视自我的利益。墨子认为，只有不突出自我，才能不区分差别等级地爱护人，以至实行兼爱，阻止乱象发生。而儒家等学派的思路，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一层一层地推出去。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就是说天下的根本在于国（诸侯国），国的根本在于家，家的根本在于自身。所以儒家十分看重“恕”，专门用来提倡推己及人，即爱护自己，就也要爱自己同类的人，爱自己的家，也要爱别人的家，爱自己的国，也要爱别人的国，这是孔子泛爱的思路。孔子和墨子在此问题上的根本不同，在于孔子有“己身”“己家”“己国”的观念，既已有个“己”（自己），自然有个“他”（他人）相对，“己”与“他”之间，必然包含一些差别。而墨子看来，如果强调出有个“己”来区别于“他”，那么到了彼我利害冲突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损人利己的情况，这样来提倡泛爱是矛盾和不彻底的。墨子说：“爱人，待周爱人然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人矣。”（《墨子·小取》）就是说爱护所有人才是爱人，而不爱人不必等到不爱所有人，只要爱得不周遍（有爱有不爱）就已经是不爱人了。儒家体现出的“爱有差等”，结果一定会落到有爱有不爱（相对的偏爱己方），墨子看来这就是兼爱的反面，即“别相恶”，就是说区别等差致使相互厌恶产生罪恶，这也体现了墨子认为的“爱有差等”造成的不相爱是天下所有乱象兴起的总原因。
古往今来有很多人质疑兼爱理论虽然十分理想但是否能够真正实行呢？墨子对此早已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墨子说：“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墨子·兼爱下》）就是说倘若是不实用的事物我也会起来反对它，哪里有好的却不能实用的东西呢？墨子讨论事物的善恶，是以其实用与否做标准的，他认为“善”的范围和实用的范围一定是相吻合的，所以他确信兼爱可以实行，然后才如此主张和提倡的。
墨子如何证明兼爱能够实行呢？他认为从人类的利己心，可以得到反证。他在《墨子·兼爱下》中以孝子为例，孝子希望别人爱护他的父母，所以他首先去爱护别人的父母，这正是投桃报李的道理。墨子还引用许多古代圣王兼爱的例证，如成汤为民求雨而以身牺牲等，说明兼爱并不是不能实行的。
墨子认为，实行兼爱以后社会将达到最理想的状态，他对此有着大体的描绘。君臣父子孝慈相爱、盗窃抢劫不再发生、大夫家族不相扰乱、诸侯国间和平共处，一切罪恶不再发生，人们之间相互友爱。笔者不禁再次感慨古今中外人类最为憧憬的理想社会形态都是十分相似的。我们可以看到，兼爱社会与孔子提出的大同社会有着很大程度的相似，在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墨子和孔子期待的理想社会形态相同，只是为达到此目标提出了不同的方法。此外，在兼爱社会中，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粗略缩影，兼爱使人们不突出自身（私有），而都更加注重集体利益（共有共享），同时消除一切罪恶乱象，这和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十分相似的。
兼爱是墨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墨子的其他主张都是从兼爱这一根本观念中发展出来的。“非攻”是兼爱在国家（诸侯国）之间关系方面的体现。“尚贤”与“尚同”相辅而行的行政管理原则是兼爱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体现。此外，为了防止奢侈浪费、厚葬久丧以及音乐活动影响生产或耗费物资以致因争夺物资引发战争，他提出了“节用”“节葬”“非乐”。至于“天志”“明鬼”，其实是在借民众对上天和鬼神的敬畏来推行兼爱思想。提倡“非命”是防止民众过于相信命运，因为过于相信命运就会导致不作为，这也就包括不会去实行兼爱了。
（本文节选自《中华哲学史·先秦编》）
《中华哲学史·先秦编》
张新宇 著
新华出版社 2020年6月
ISBN：978-7-5166-5109-4
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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