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表显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中方董事，大体都是晚清时期绅商阶层中的精英人士和江南义赈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大多既从事工商实业活动，又同时享有传统功名和职衔。这批绅商尽管籍贯不同，但都长期在上海活动，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赈灾救恤，是上海社会中的头面人物。因上海开风气之先的独特地理优势，这批绅商也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地域绅商的特质，即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他们在积极投身赈务之余，耳濡目染着西式慈善组织的理念和运作，继而通过思考与比较，推动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从施则敬的办赈经历中可以鲜明勾勒出江南绅商与红十字发生关联的内在轨迹。施则敬1855年生于江苏震泽“一个书香门第，积学好德、急公好义的大家族中。”[施嘉远、周毅平：《施氏家族与中国红十字会》，政协吴江市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吴江文史资料》第16辑，第78页。]后随父迁居上海，经营丝业。其父施善昌是清末有名的慈善家，曾在1876至1878年“丁戊奇荒”中，与江南绅商联手“首轫义赈于苏、浙”，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赈济活动。施善昌举办的各种义赈活动，施则敬均积极参与，资料记载道：“直、鲁、晋、豫、皖诸行省水旱偏灾，辄奔走募赀赴赈，父子躬其役，不惮劳勤，所募金以数十百万计，义声震天下。”[池子华：《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散论》，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在办理义赈的过程中，由西方传入的红十字会引发了施则敬的积极关注。甲午战争中，由施则敬领导的仁济善堂、丝业会馆筹赈公所积极为红十字医院募捐；庚子之难中，施则敬又相继参与发起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仿红十字例救济难民；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施氏又积极推动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并参与发起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发起过程中幕后指挥，后来成为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的盛宣怀也系江南历办赈举绅商中的一员。据史料载，“盛宣怀及其家族在上海赈务活动中历来系头面人物”[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0页。]。不仅如此，盛宣怀还对具有红十字性质的慈善组织始终给予行政和道义上的支持。以济急善局为例，在一定程度上，盛宣怀可以说是济急善局的幕后主持人，因为该会的主要负责人施则敬曾明确地说自己是“随同盛京卿诸公承办济急善局”[《声明代办》，《申报》1900年11月23日，第3版。]的。另外，盛宣怀在该会成立不久，还领衔与济急善局同人向各省督抚等地方官员发出筹捐通电[参见《东南各省同人公电》，《申报》1900年10月6日，第3版。]，大力支持济急善局的救济行动。正是这批具有“不一般国际视野”和丰富办赈经验的江南善人群体的积极实践才最终促使红十字会在中国落地生根。
结语
考察红十字运动在中国兴起的这一史实，可以发现其与江南慈善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剪不断的延续性，江南浓郁的慈善文化传统为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扎根提供了民众认同的观念基础、实践基础和人力资本。诚如夫马进所说，“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善会善堂的传统，才能出现从未有过的、共同追求新目标的‘新式社团’。”[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从“善举”到“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年第7卷。]或许可以用上海与红十字会的关系来反射江南与红十字运动的渊源，即江南是中国红十字会的策源地和发祥地。红十字会在江南不论是历史的或者是现实的，好像血统一样，总脱不了其流长的渊源。[参见《本会新闻：五月二十日上海同仁联欢会》，《红十字月刊》1948年第30期，第25页。]没有江南慈善文化传统的积淀，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必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兴起虽植根于江南慈善文化传统，但却发生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国门洞开的时代背景下。毕竟江南慈善文化传统于中国红十字运动而言，仅是必要条件之一。要消弭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还须借助外力的冲击，实现传统文化的更生和转型。这或许又进一步印证了所谓的冲击——反应模式。在笔者看来，这并非单纯的西方中心论，它也包含着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对外来文化的自主选择和调适。事实也证明，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兴起后，江南慈善文化传统依然扮演了如影随形的角色，强烈而持久。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不管怎样，江南慈善文化传统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兴起过程中的一席之地是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