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图一李汝宽家族艺毯捐赠仪式图二清（18世纪）红地菱形几何纹缂毛毯李汝宽家族捐赠2017一2018年间上海博物馆收到李汝宽家族捐赠的地毯数量有90件（图一），主要来自宁夏，其次为新疆、甘肃和青海，少量产于北京等地，年代主要集中在19一20世纪，品种有炕毯、鞍毯、靠背毯、礼拜毯、坐褥毯、走廊毯、厅堂毯、…
四、U型扣的消逝和8字扣的兴盛
U型扣除了在我国西藏部分地区还有流传并改良为“尺不戒”之外，其余丝绸之路沿线的栽绒毯都引进了8字扣。这种栽绒扣最早在波斯发现。然而新疆地区的8字扣虽晚于马蹄扣，但和田洛普山普拉、尉犁营盘、楼兰都出土了早在汉晋时期的产品，出土的马蹄扣栽绒毯数量相对少，结合出土栽绒毯实物工艺，推测应由和田地区的人发明并改良了结扣技术。根据传说，和田那克西万老人发明了栽绒毯，并且曾经加以改进，使得织毯更为牢固，推测是将U型扣改进为马蹄扣，而不是马蹄扣改为8字扣。马蹄扣起源很早，最早实物出土于新疆鄯善洋海墓地。马蹄扣因绒头结扣非常牢固、图案设计自由丰富而受人喜爱，在和田地区一直到17一19世纪才逐渐改用8字扣。马蹄扣织法主要向西流传，远至土耳其，并广为流传，因最早发现于土耳其而被命名为土耳其扣。其中由传说中那克西万老人传授织毯经书故事中流传下来的“开立肯”（浪花式）纹样也一同远传至土耳其。
然而马蹄扣栽绒毯结扣工艺相对于此后大范围兴起的8字扣而言，织法颇为费工且效率提升慢，对羊毛质量要求精细，对织毯工匠的技巧要求高。在大规模生产和贸易推动下，中亚波斯人开始推广8字扣（波斯扣)。大约在17世纪，喀什编织的黄地花卉蝙蝠纹丝毯就已经以8字扣（波斯扣）法栽绒织毯，说明此扣流传到了新疆地区。和田地毯产地自古就名声极好，为了保持地毯紧致牢固的地域织毯特点（马蹄扣较8字扣更牢固），没有放弃马蹄扣而全面使用8字扣。大约在明末清初时期新疆织毯技术传入宁夏，其中有一位和田艺毯匠人马托阿訇受宁夏人之托到银川传艺，之后传艺于陕西榆林以及米脂、神木和洪山一带，接着传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包头等地。这一路传入过程中有可能两种栽绒扣同时进行，一种是和田马蹄扣，而另一种是8字扣。由于马蹄扣对于羊毛原料品质要求高和栽绒工艺技术掌握不易上手、织毯效率相对低，所以上文已提及的元明时期中原、江南地区放弃了U型扣转而引进8字扣，所以清宫旧藏地毯中明代还都是U型扣（北京产和宁夏毯都如此）。然而由于U型扣的劣势在于，如果所织毯纹样复杂，需要频繁换色纱，那么效率反而更不如8字扣和马蹄扣。清初时期，丝绸之路上传入的8字扣栽绒毯图案丰富多彩、纹样细节生动，不再以几何纹样为主，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这种复杂纹样使得U型扣优势殆尽，故而清初期开始，8字扣栽绒毯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今。同类型也见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清晚期（19世纪）红地宝瓶散花纹栽绒地毯（图十三），长248、宽130厘米。此毯绒扣为8字扣（波斯扣），绒头密度为50道/英尺（纵向），5根纱合1股棉经线，5根纱合1股毛纬线。每隔3根地纬线栽彩色毛绒扣1排成纹样。织边为地纬包绕多股经线成粗直线边。这条栽绒毯图案为暗红底上八边形团花和几何样式花卉纹。两边有新疆喀什风格的插花宝瓶，整体风格属于新疆喀什地区恰其曼（散花式），色彩明艳。边饰带分为5组，由外至内分别为红窄条、蓝白勾线工字纹、浅红地二方连续花叶纹、黄地二方连续波浪菊花纹、红地二方连续万字纹。
图十三 清晚期（19世纪）红地宝瓶散花纹栽绒地毯
李汝宽家族捐赠
五、17—20世纪受丝绸之路影响的栽绒毯纹样的“西渐”和“东传”
清代栽绒毯在国内发展迅速，不仅有官办织毯，也有民间毯业。8字扣栽绒毯工艺由新疆传播到宁夏、甘肃、内蒙古、青海、西藏、北京等地。从栽绒毯的图案上可以看到传入过程中融合了当地的文化和艺术审美，织出相近样式而不同组合和艺术风格的栽绒毯，印证了丝绸之路沿线地域之间的交流不曾间断，文化、艺术相互影响和交融。以新疆典型栽绒毯“恰其曼”（一译作“卡斯曼”，维吾尔语为“散花”）纹样为例，一般有一个到三个主要团花（维吾尔艺毯匠人常称之为“月亮花”），周围有多个大小不一的花朵、折枝花叶、宝物等，有的在四角处有角花。也有另一种称为“阿依古丽”全部散花（无主团花和四角三角构图为角花纹）的地毯也属于恰其曼风格。此次李汝宽家族和德国马丁·波斯特博士捐赠的栽绒毯中就有“恰其曼"毯，并且从新疆、宁夏和北京产地可以看到“恰其曼”在丝绸之路上传播时本地化的过程以及汉文化和丝织艺术西传的双向融合。上海博物馆藏甘肃武威产清晚期（19世纪末）红地散花卷草纹栽绒丝毯（图十四），长350、宽17厘米。此毯绒扣为8字扣（波斯扣），绒头密度为75道/英尺（纵向），4根纱合1股棉经线，2根纱合1股棉纬线。每隔2根地纬线栽彩色丝绒扣1排成纹样。织边为地纬包绕多股经线成粗直线边。这条栽绒毯的图案为暗红底中心圆团花，外圈为蓝绿地上彩花，中间圈带为浅红地彩花，中心为浅绿地团禄纹。四角有扇圆形彩色花卉纹装饰（图案与中心团花相似），中间散花分布各类形态饱满的折枝花卉，如牡丹、石榴、佛手、兰花、荷花、菊花等。整体风格属于新疆风格恰其曼（散花式），色彩明艳可爱，图案受中原文化影响。边饰带分为8组，由外至内主要有黑地白联珠纹、黄红勾线工字纹、宽花卉锦地纹、红地二方连续花叶纹、黄地二方连续卷草纹。主要为化学染料染丝绒。这条栽绒毯可视为新疆恰其曼式栽绒毯传至甘肃本地化之后的样式。
图十四 清晚期（19世纪末）红地散花卷草纹栽绒丝毯
李汝宽家族捐赠
另一条产于宁夏的清末民国初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黄地团花纹栽绒地毯（图十五），长200、宽95厘米。此毯绒扣为8字扣（波斯扣),绒头密度为50道/英尺（纵向),棉经棉地纬。每隔2根地纬线栽彩色毛绒扣1排成纹样。织边为地纬包绕多股经线成较粗直线边。这条栽绒毯图案为黄地中心圆形大四牡丹团花，两边对称4个四牡丹团花。四角有三角形构图花卉纹装饰，中间散花分布各类形态不同色彩多变的折枝花卉，如牡丹和梅、兰、竹和佛手等，四只蝴蝶翩然四处。整体风格属于宁夏风格（散花式),色彩对比强，富丽堂皇，图案受中原文化影响。边饰带分为5组，由外至内主要有两条蓝地白联珠纹，中间有宽红地二方连续牡丹花叶纹、蓝和浅蓝细条纹，四小角落是蝴蝶纹，颇有趣味。这条毯子纹样整体设计布局延续“恰其曼”的团花和散花对称分布、四角三角形花装饰，而在具体的纹样上则是宁夏地区典型的牡丹花卉纹，牡丹卷叶柔美翻卷的姿态、深蓝和浅色或红色作为强对比色的配色偏好以及深蓝地上白联珠纹都是宁夏特色。“恰其曼”传人北京后被进一步设计成严谨、端庄和恢宏的皇家气派，形成了北京宫毯样式。
图十五 清末民国初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黄地团花纹栽绒地毯
德国马丁·博斯特博士捐赠
如上海博物馆藏清晚期（19世纪早期）蓝地团花杂宝纹栽绒毯（图十六），长300、宽214厘米。此毯绒扣为8字扣（波斯扣),绒头密度为72道/英尺（纵向），5根纱合1股棉经线，单根棉纱为地纬线。每隔2根地纬线栽彩色毛绒扣1排成纹样。织边为地纬包绕多股经线成粗直线边。这条栽绒毯图案为深蓝地中间圆形大团花（缠枝莲纹）两边各3个对称团花纹（梅、菊和兰等），四角以三角形构图的缠枝莲花装饰，整体风格属于北京地区风格，色彩明暗对比鲜明，花色繁复古典，晕色多彩细腻。边饰带分为4组，由外至内分别为蓝窄条、白地蓝卷叶重瓣莲佛教杂宝纹、白地二方连续缠枝莲、缠枝白地勾线晕彩工字纹。
图十六 清晚期（19世纪早期）蓝地团花杂宝纹栽绒毯
李汝宽家族捐赠
“恰其曼”图案样式“东传”和中原传统图案或元素的“西渐”是同时进行的。在上述宁夏毯上的散花中出现了“梅兰竹菊”等中原传统纹样，蕴涵着清雅高洁的人文情怀。还有甘肃威武毯上的牡丹、荷花、佛手等，也是以中原特别是南方地区的花卉植物作为吉瑞花卉纹样。这些都说明中原及江南地区的传统文化同样也熏陶和滋养着丝绸之路沿线民族。
六、结语
2017—2018年间上海博物馆收到李汝宽家族和德国马丁·波斯特(Martin Posth)博士捐赠共计135张毯类，补充了上海博物馆的藏品数量和细分种类，为我馆丝绸之路艺术、历史和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通过对该批实物藏品的研究，除了可以补充同时代宫毯资料之外，还为明清民间艺毯实物的系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经过整理、分析和研究，上海博物馆藏明成化十三年（1477）韩思聪墓出土的菱格锦纹花卉栽绒毯工艺可以上溯到新疆地区汉至南北朝时期出土的U型扣。该绒扣工艺历经千年，于元代由蒙古人将西域各毯匠汇聚之后大量生产出“剪绒毯”，并将此工艺流传至明代。从这件藏品的“拴杆绕连环扣（U型扣），经割绒而成”以及打底子（首尾两端平纹棉布）工艺，结合棉线纺纱和织毯工匠来自于“苏、松”和“淞江”的文献记录，可确定该毯是明代早中期上海本地所织造的宁夏风格的栽绒毯，且上海地区已有成熟的栽绒毯业，并享誉全国。总之，栽绒毯工艺沿丝绸之路传入上海地区并落地生根在明代文献中已证实。上海出土的这条明代栽绒毯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以棉线来代替毛线做经线和打底纬线的栽绒毯实物。
清初起，丝绸之路上的栽绒毯工艺经历了U型扣至8字扣的工艺革新，并继续经甘肃、宁夏传入至北京落地生根。随之而来的纹样也被引进、融合、变化和发展，并同时吸收中原和江南文化元素，“东传”和“西渐”并行，形成以栽绒毯为载体的艺术、文化、经济交流互动的东西文化交流盛况。
此处省略注释
图文来源：《文物天地》2019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