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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著名学者俞樾在他的《一笑》中，讲过一个故事：

有位京官，要调到外地上任。临行前，他去跟恩师辞别。恩师对他说：“外地不比京城，在那儿做官很不容易，你应该谨慎行事。”

京官说：“没关系。现在的人都喜欢听好话，我呀，准备了一百顶高帽子，见人就送他一顶，当不至于有什么麻烦。”

恩师一听这话，很生气，以教训的口吻对京官说：“我反复告诉过你，做人要正直，对人也该如此，你怎么能这样？”

京官说：“恩师息怒，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知道，天底下像您这样不喜欢戴高帽的，能有几位呢？”

京官的话刚说完，恩师就得意地点了点头说：“你说的倒也是。”

从恩师家中出来，京官对他的朋友说：“我准备的一百顶高帽，现在仅剩下九十九顶了！”

这个故事虽然是个笑话，但却说明一个问题：谁都喜欢听赞扬的话，就连那位教育学生“为人要正直”的老师也未能免俗。

为什么人们喜欢听赞扬的话？因为每个人都有渴求别人赞扬的心理期望。因此，遇到赞扬，都乐于接受。

尽管每个人都有渴求别人赞扬的心理期望，但面对他人的赞扬，还是头脑清醒一点好。尤其是身居领导岗位的领导干部，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有时候一些人对你的赞扬并非是恰如其分、实事求是的赞扬，而是用恭维的话来逢迎、吹捧、谄媚你。

一些用恭维的话来逢迎、吹捧、谄媚你的人，会肆意夸大你的政绩和水平，会肆意拔高你的素质和能力，会肆意夸赞你的道德和风度。

对于“恭维话”，多数领导干部还是很有辨别能力的。他们知道哪些是符合实际的赞扬，哪些是逢迎、吹捧、谄媚的话。

但是，也有的领导干部缺乏这种识别的能力，将“恭维话”当作是对自己的评价之语，从而使那些善于逢迎、吹捧、谄媚的人得逞。

作为领导干部如果将“恭维话”当作是对自己的评价之语，会带来许多危害。

第一，扰乱心智。所谓扰乱心智，就是对人正常的思维、判断形成干扰，使其不能正确而客观地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和判断问题。

领导干部如果心智被扰乱，就会妄自尊大，罔顾事实，从而造成决策失误。

比如，被处以死刑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就是一个在赞扬声中妄自尊大，罔顾事实，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官员。

王怀忠曾经担任过阜阳市委书记。阜阳有干部讲：“没有王怀忠不敢说的话，没有王怀忠不敢干的事。”

阜阳，就是他的家天下。阜阳的土地，只有他的“一支笔”才有权批。

一些不法开发商因此而投其所好，带着年轻美貌的女子去陪他喝酒。他喝得高兴，就大笔一挥。

更有甚者，他还在酒桌上拍胸脯：“多喝一杯，平均一亩地均减价一万。”

据媒体报道，王怀忠在阜阳主政期间，凭借透支地方财力物力，策划了一系列的形象工程，一手制造了“阜阳神话”。

王怀忠“好大喜功”在阜阳是尽人皆知。那几年，在阜阳“大”字几乎是口号、标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构建工业大走廊、营造外贸大都市”，“十大农业舰队，五大农业工程”等等。

还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提。1994年，王怀忠到东南亚转了一圈之后，回到阜阳，说是受到启发，决定在阜阳建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养一千只老虎和一万条巨鳄，进行“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龙潭虎穴”工程折腾了近3年之久，最后成了劳民伤财的工程。

王怀忠在任的时候，一些人知道他特别喜欢别人赞扬吹捧他，就投其所好，竭尽赞扬之能事。比如，有人就给他送过一幅字，上书：“颍（阜阳）亳两州一圣王”。王怀忠如获至宝，作为珍品收藏。

“圣王”？他还真好意思笑纳。

第二，故步自封。一个人如果将“恭维话”错当评价之语，他就会认为自己真的就是能力超强，真的就是思想深刻，真的就是道德高尚。于是，他便飘飘然，不再注意能力的提升，不再注意思想的改造，不再注意道德的修养，从而故步自封起来。

故步自封会让一个人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窄，让一个人的格局变得也越来越小。

晚清名人左宗棠为什么在平定新疆之后再无功绩，就是沉湎于别人的吹捧中而不能自拔，甚至自己也逢人就吹，老夫当年在新疆如何如何，自诩为诸葛亮，“今亮”常挂在他的嘴边。后来，湖南的郭昆焘被人称作“新亮”，左宗棠就自称为“老亮”。

据《清稗类钞》记载，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之时，林寿图为藩司。藩司是官名，明清时为布政使的别称，指主管一省民政与财务的官员。

林寿图会作诗喜欢喝酒，还很诙谐幽默，左宗棠经常跟他饮酒赋诗聊天。

一天，林寿图正跟左宗棠笑谈的时候，前方传来捷报，林寿图盛赞左宗棠妙算如神，佩服不已。左宗棠听了，拍案自夸道：“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点赞自己为“今亮”。

随后，两个人又谈论品评人物。左宗棠痛责时人自称诸葛者之多，林寿图看左宗棠表现出对自称诸葛亮的时人的不屑，也拍案道：“此葛亮之所以为诸（猪）也。”

其实，林寿图是说其他自称诸葛亮的人是猪，来衬托、吹捧左宗棠。但左宗棠却以为林寿图是在讽刺自己，两个人居然由此结怨。

这段记载让后人看到了左宗棠故步自封而且没有大格局的形象。

第三，败坏风气。“上有所好，下必趋之。”领导干部如果得意于别人的恭维、吹捧、谄媚，下面的人就会投其所好。于是，“阿谀之态不绝于前，奉承之声不绝于耳”。如此一来，就没有人愿意说实话、真话，也没有人敢说实话、真话。久而久之，歪风就要盛行，正气就得不到伸张。

比如说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别说是逆耳忠言，就是顺耳忠言他也听不进去。尤其是到了晚年，他越来越昏聩，自诩十全老人，认为自己有十大功绩，并将自己的功绩用四种文字，镌刻在石碑之上。

因为乾隆皇上好大喜功，他的身边就聚集了一大堆阿谀逢迎之徒。尤其是和珅，更是使尽浑身解数来讨好乾隆，而且取悦龙心还有术。

史书记载，和坤非常“善解高宗意”，且常出奇招。乾隆皇帝喜欢吟诗作赋，和珅早年就下工夫收集乾隆的诗作，并对乾隆用典、诗风、喜用的词句了解得一清二楚，这让乾隆皇帝对他另眼相看。

乾隆皇帝的母后归天时，和珅知道乾隆对母后感情深厚，他就时刻陪在乾隆身边，痛哭流涕，一连几天，茶不思，饭不想，如丧考妣。

和坤的阿谀逢迎、溜须拍马让乾隆皇帝很是受用，和坤也因此得到重用二十余年，而这二十年间吏治严重败坏，多地爆发起义，其闭关锁国政策也达到了顶峰，拉大了和西方的差距，使清朝统治出现了危机。

第四，用人失察。领导干部如果得意于别人的恭维，就会对吹捧和谄媚自己的人另眼相看、视为知己，并加以重用。如此一来，善于谄媚者会得到提拔，不善奉承者就会受到压制，从而造成用人失察。上面所说的乾隆皇帝与和珅就是如此。

唐代名相宋璟对待溢美之词的态度值得钦佩，值得学习。

宋璟为相期间，广州的官吏百姓“怀其惠政”，请为他立碑颂德。宋璟知道后，坚决拒绝，并对唐玄宗说：“臣之治不足纪”，广州的官吏百姓因为我是当朝宰相，“故为溢辞，徒成谄谀者”。他请求唐玄宗，纠正阿谀之风，“请自臣始”，建议下诏禁止阿谀之风。

对赞扬自己的话，领导干部要学会思辨。如果是符合实际的赞扬，应该把它作为对自己的激励；如果是“溢美之辞”，则要置之脑后，并警惕谄媚者。

有人说：“恭维的话就像是香水，你可以闻一闻，但千万不要把它吞下去。”这句话还真的挺有道理。

学会思辨赞扬的话，也是防止“捧杀”的良药。“捧杀”，是个典故。此典故出自《风俗通》：“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这段话的大意是说，有位官员养的马膘肥体壮，路人看到马奔跑得快便大加赞美，骑马的人听了这些话甚为得意，于是快马加鞭，让马奔跑不已，最终马被累死了。

“五四”运动爆发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1919年5月9日在辞职启示中引用了这个典故。其原话为：“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意思是说，杀你马的人就是在道旁给你的马鼓掌的人。爱之者就是害之者。也就是捧杀。

鲁迅先生曾经撰有《骂杀与捧杀》一文，今日依然值得品读。

（本文节选自《领导干部要有大格局》）

《领导干部要有大格局》

ISBN：978-7-5166-5457-6

刘玉瑛 著

新华出版社 2020年10月

定价：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