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对国有企业资产负债进行了“硬约束”，将所有行业、所有类型国有企业均纳入资产负债约束管理体制。《意见》明确，到2020年末，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要比2017年末降低2个百分点左右，之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基本保持在同行业同规模企业的平均水平。
多举措降杠杆
“对所有国企提出降杠杆的目标，其实此前就有先兆。”广东省一国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早在今年初，国务院国资委就提出了央企到2020年平均资产负债率比2017年底再降低2个百分点的时间表。此次正式出台的《意见》，已在今年5月份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获审议通过。8月份，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印发《2018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也明确要求充分发挥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机制作用。
一个月前，广东省国资委也提出了降低国有企业负债率的目标：到2020年底，准公共性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的上升要得到有效控制，竞争性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要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带息负债占负债总额比率控制在合理水平(即控制在行业警戒线以内)。
根据《意见》，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以资产负债率为基础约束指标，对不同行业、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实行分类管理并动态调整。原则上以本行业上年度规模以上全部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基准线，基准线加5个百分点为本年度资产负债率预警线，基准线加10个百分点为本年度资产负债率重点监管线。
至于基准线的指标，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丽莎介绍说，目前国资委已确定了一个能够保证企业稳健发展的合理资产负债率控制标准：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预警线为65%，重点监管线为70%；国有非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预警线为70%，重点监管线为75%；国有科研技术企业资产负债率预警线为60%，重点监管线为65%；国有企业集团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预警线为65%，重点监管线为70%。
对于国企减负债、降杠杆的方式方法，《意见》提出了内外协同的“组合拳”，即从完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自我约束机制和强化国有企业资产负债外部约束机制两个方面进行，具体方式包括完善资本补充机制、扩大股权融资、盘活存量、开展债务重组、市场化债转股等。
上述人士对记者表示，从当前看，深化国有企业降杠杆最主要和有效的方式，是推动国企并购重组以及加快“僵尸企业”退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建立权责明确制衡有效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等方面，属于长效机制，还需要在深化国企改革中逐步落实。
目前，广东省国资委在提及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时列举了多项举措，第一条就是坚定不移地实施省属企业战略性重组，包括推进集团之间重组整合、省属企业内部结构调整以及国有企业横向联合、纵向整合和专业化重组。
“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对于国有‘僵尸企业’该关的要关、该停的要停、该并的要并、该转的要转、该破产的要破产，坚决打赢这场硬仗，实现省属企业脱胎换骨、浴火重生。”广东省国资委主任李成表示。
落实仍有难处
“政策出台了，落地仍有一定的难点。”上述人士告诉记者，广东省以及地市国资委早前就先后提出证券化目标，通过增加上市企业数量来扩大股权融资渠道、规范企业运行，但企业上市目标并非单由国资委说了算。此外，有部分国企选择在新三板挂牌，但新三板的融资渠道功能，尚不能有效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问题。
该人士还提到，在推进过程中，国企以及相关负责人还需要进一步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提升重视程度。
除了扩大股权融资受到市场环境影响外，市场化债转股也有类似困难。近期以来，多地国有企业的债转股进程有提速之势。比如8月底，中鼎国际建设集团债转股暨混改和员工持股增资协议签约，江西省国企市场化债转股第一单落地；稍早前的8月16日，山西省国有企业首批百亿元市场化债转股项目正式签约，山西省市场化债转股工作迈出新步伐等。
广东省早在2016年就开始了国企债转股的探索。2016年11月，中国建设银行与广东省国资委、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共同签署市场化债转股框架合作协议，由建行安排150亿元资金与广晟公司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合作，成为广东省国资债转股第一单。随后，建行又与广州市国资委、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签署市场化债转股框架协议，由建行或其关联方以货币资金的形式出资100亿元与广州交投集团展开债转股项目，成为广州市国资债转股的第一单。
而近期以来，广东省国企债转股鲜有进一步消息。“资金来源是转股的一大难题，投资的安全性难以保证。”北京一家投资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除银行机构外，社会资金参与债转股的积极性仍没有调动起来。一方面，债转股企业的选择标准尚未界定；另一方面，社会资金参与债转股的投资风险、收益、退出期限匹配等也没有相关规定，其中很多市场化、法制化的问题和配套保障的问题，尚未有操作细则可以遵循。
“还有一点就是话语权的问题，社会资金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该投资机构负责人说，他一直对参与广东当地的国企改革颇感兴趣，但对参与国企改革后能否有完全市场化的“同股同权”表示谨慎。而且，有些国企质地并不高，交易价格却又偏高，使得社会资金多以观望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