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从原先的“引资”转变到现在的“引制”,专家们普遍认为,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的各个自贸区,其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都非常关键。
其中,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除了面积超预期,试验内容也将超预期。
“上海自贸区的历史使命要从国家改革开放的试验窗口进一步前移,成为代表国家参与构建全球经济治理新体系的前沿阵地,这就要求上海既要在构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上引领示范,更要在制度创新水平上瞄准全球最高。”上海发展改革研究院党委书记赵义怀在上海财经大学近日举办的第六届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论坛上说。
赵义怀认为,构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是上海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战略使命。进入新时代,上海要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节点,着力通过营商环境的改善、制度成本的降低、创新生态的建立、要素市场的健全等,进一步提升上海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为国家改革开放提供新的动力和支撑。
根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描绘的蓝图,2035年,上海将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全球城市的核心功能是全球资源的配置功能,新片区应该助力上海建成全球城市,实现全球资源配置。”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周振华也说,随着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布局的调整,上海自贸区新片区某种程度上是在竞争亚太地区价值链集成的平台。
承载着上述历史使命,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制度探索的边界在哪里?
对此,赵义怀认为,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应探索高标准改革开放、高标准制度规范、高标准发展。要充分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和最好水平,作为特殊经济功能区进行差别化探索,在可复制、可推广制度上先行先试的同时,也要争取在不可复制、不可推广制度上进行压力测试。
在周振华看来,一方面,针对上海自贸区原来开展的制度创新,新片区要进一步深化甚至突破。比如,在金融开放和服务业开放方面,新片区需要进一步突破。
“目前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新型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才更具潜力。新片区应该探索在新医疗保健、教育培训、文化创意、数字交易、跨境交易等方面有更大的开放。”周振华说。
另一方面,他认为,新片区和原来自贸区之间一个较大的区别就是,不仅注重开放和制度创新,也注重开发,就和当年的浦东一样,是开发开放。“如果兼具了开放和开发两大特点,那么新片区就不适合放在成熟区域,而是要有足够大的空间,且这个空间是一个综合开发空间,并不是单纯服务某项功能。”周振华说。
专家们还普遍认为,上海有关方面要建立新的法律规范,用法律来做好保障自贸区新片区工作。
华东政法大学自贸区法律研究院院长贺小勇认为,上海自贸区5年的实践经验表明,为保障自贸区的发展,从调法路径升级到创法路径是必然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各自贸区所在省份创制法律的立法权。另外,从迪拜的经验看,各自贸区立法需注重与国际通行规则相对接,同时辩证看待“政策洼地”。
“比如迪拜有很多政策优势,如公司、个人所得税的减免,外国人可长期租赁不动产等,我认为上海完全可以制定针对离岸贸易的特殊优惠政策。”贺小勇说。
放眼全国各地自贸区的发展,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发展研究院、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院长赵晓雷也表示,面向未来,全国各地的自贸区都具有建成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的历史使命。对准该目标,各地要推进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目的的制度创新,还要补开放短板,跳出粗放式、低水平的招商引资套路,培育具有推动社会发展新动能的新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