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离不开城市功能链条的积极变革。以2018年为分水岭,伴随“人口红利”显著消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所引致的人口流动和政策激励,将成为新时代我国城市发展的主导力量。为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各层级城市有望构成定位清晰、依次承接的功能链条。人口规模接近一线城市、位居区域经济中心的“准一线城市”,将成为城市功能链条的中轴,有望在新时代实现长周期崛起。
从功能来看,为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必不可缺。而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高度依赖空间集聚形成竞争优势和辐射效应,因此一线城市是培育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天然载体。一方面,一线城市通过密集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为高端制造业提供研发支持和人才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多样化金融机构,打破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高风险领域的融资瓶颈。从范围来看,基于人口规模、市场空间和全球格局,我国产业升级并不意味着自废武功“做减法”,即截断自身在全球范围内最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保留少量高端生产环节,抛弃中低端生产环节,并最终走向“去工业化”。相反,我国追求的是强身健体“做加法”,即通过技术创新,引导各环节产品普遍转向高附加值,淘汰中低端产品而非中低端环节,进而推动制造业体系的整体高端化。有鉴于此,我国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有望在广阔的地理范围和数量规模上,对现代化的一线城市产生巨大需求。
基于两个层面的约束,上述需求并不能仅通过“京沪穗深”的进一步扩张加以满足。生产效率层面,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城市经济效益通常呈现倒U型走势。一旦城市超越最优规模,则会产生规模不经济,包括通勤困难、区域要素短缺、房价高企、环境成本上升等问题,进而迫使原有产业向其他城市迁移。由此,相较于京沪穗深,远远未及最优规模的“准一线城市”更富有经济“增质”的空间。辐射能力层面,在生产性服务业支持制造业的过程中,由于双方契约安排的密集化和复杂化,以及信息不对称和非标准化信息的传输难题,生产性服务业的辐射能力在地理空间上存在显著的递减性。有学术研究认为,这一辐射作用的减半距离约为500公里,并且受到行政区界的限制。有鉴于此,四大一线城市即使能迅速扩张,也难以全面、高效地支持我国制造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因而,未来“准一线城市”有望持续崛起,以弥补生产性服务业的战略缺口。杭州、南京、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料将向生产性服务中心积极转变,进而拉动本区域城市群的产业升级。
基于上述分析,城市功能链条的重构,将是我国产业升级的必要物质基础之一。随着人口红利渐次褪去,若要在产业链条上避免日本式的“产业空心化”,就需要在城市链条上避免“少数超大城市圈”模式,并转向数量较多、分布合理、区域联动密切的一线和“准一线城市”梯队。十九大报告强调,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这一顶层设计也有望打开“准一线城市”崛起的政策窗口。
展望未来,与产业升级相匹配,一个功能明确、相互协同的城市链条有望形成。环节一是京沪穗深四个一线城市,其市中心承载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其城市多极副中心承载高端制造业,两者对标全球领先水平。环节二是“准一线城市”,其市中心是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其多极副中心承载中高端制造业,两者保持国内领先水平。环节三是二至四线城市以及新生小城镇,发挥各自资源禀赋,聚焦于逐步高附加值化的中低端制造业和各有特色的旅游业、农业。在这一链条中,“准一线城市”梯队承接一线城市的技术外溢和资本支持,成为区域城市群的生产性服务中心,进而发挥对环节三的引领和改造作用。因此,“准一线城市”将成为发展需求最为迫切、潜力最为充裕的城镇化区域。
事实上,“准一线城市”作为中轴崛起的长远趋势,近年来已在我国人口布局上初步显现。其一,围绕最优规模点,一线城市开始内部分化。规模最大的北京和上海常住人口的负增长,表明两者已接近或迈过了“规模-效率”倒U型曲线顶点,未来扩张步伐将大概率放缓。而规模相对较小的深圳和广州,则尚未到达最优点,人口增量仍位居全国城市第一、二位,将成为一线城市增长重心。其二,“准一线城市”集体发力,开启赶超进程。从2016年开始,杭州、南京、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长沙等八城的常住人口总体增长率已反超一线城市,未来人口流入的趋势有望继续增强。
我们认为,以下两条逻辑有助于理清我国城市发展进入新时代新的结构性机遇。第一,聚焦“准一线城市”。我国产业升级将长期重塑城市功能链条。相较于一线城市和低线城市,“准一线城市”有望获得更为充裕的发展机遇。第二,把握“知识红利”。从“准一线城市”内部来看,中轴崛起的关键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根本在于“知识红利”的集聚效应。因此,拥有大量高等院校或政策上有吸引的中高端人才流入的“准一线城市”,将率先享受“中轴崛起”的时代机遇。(作者程实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钱智俊系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