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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韩山师范学院、深圳市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办，韩山师范学院诗歌创研中心承办的“秋之恋”黄惠波诗歌系列活动在韩山师范学院举行。来自北京、福建、湖南、广州、深圳、珠海、潮州等省市的近５０位学者、诗人、作家受邀畅聚潮州，共享这场以深圳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黄惠波的诗歌作品为主题的诗歌盛宴。

诗歌最后都要催人奋进

广东潮汕地区的诗歌传统悠远绵长。早在唐代，韩愈、李德裕等人来到潮汕地区，为潮汕诗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往后潮汕诗歌不断发展。清末民初以来，以丘逢甲、饶锷、詹安泰、饶宗颐等为代表，潮汕诗歌已经在全国诗坛占有一席之地。到了当代，潮汕诗坛经一千多年的积淀而逐步形成，并迎来创作的春天。尤其近三十年来，“韩山诗群”成为潮汕当代诗歌乃至广东当代诗歌的一支重要力量。所谓“韩山诗群”，是指以韩山师范学院师生为主体形成的一个当代诗歌创作群体，这个群体自上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已经在广东乃至全国取得了相当影响。

１９８３年毕业于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黄惠波即是“韩山诗群”的重要代表之一。也就是在这一年，黄惠波开始创作。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深圳工作，笔耕不辍，迄今创作诗歌千余首，曾获“中国十佳当代诗人”、“中国新诗百年百位最具实力诗人”、第五届中国作家“郭沫若诗歌奖”等；现为韩山师范学院客座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校外研究生（硕士）导师。

此次“秋之恋”黄惠波诗歌系列活动由诗歌讲座、诗歌朗诵会和诗歌学术研讨会组成。黄惠波出生于揭阳，求学于潮州，工作于深圳，以这三个城市作为地理坐标，他在炽热而真诚的诗歌创作中，抒发着对生活、自然、世界和宇宙的观察和深思，充满了对生命、对真、善、美的思考。此次举办“秋之恋”黄惠波诗歌系列活动，旨在通过多层面探讨黄惠波的诗歌创作，分享人类美好的诗歌艺术，传达诗歌的精神力量。据悉，这也是黄惠波继去年之后第二次来到母校演讲。

“诗歌记录我的思想和感情，而我的思想和感情源于火热的工作和生活，绝对不是在空调房里喝着茶憋出来的。”黄惠波平时工作繁忙，但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写作热情。无论在路上，在休息，还是在工作时，但凡有所感发，黄惠波都能随时随地提笔记下，以赤子的情怀与生活对话，与万物交谈。在以“工作·生活·诗歌”为主题的诗歌讲座上，黄惠波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和思考，真诚介绍了自己的诗歌观。“诗人的父亲是思想，诗人的母亲是感情，经历和经验是诗人怀孕的过程，诗歌是诗人刹那间的分娩，这就是我对诗人和诗歌的理解。”他对“江郎才尽”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在他看来，通常诗人所说的“江郎才尽”非“才尽也”，而是“情怀尽也”，即没有思想和情怀。所以，诗人的“才”只是工具，思想和情怀至为重要。

当天演讲中，黄惠波激情飞扬，诙谐幽默，尤其他能完整背诵自己的作品及中外经典文学作品篇章，其情怀之率真，时时让人击节称叹。在提问环节，面对学生关于写作、生活的问题，黄惠波皆耐心回答。他表示，诗人是文学家中的文学家。当一名诗人首先要有纯洁的感情，然后要有宽广的胸怀。“诗歌应该拨人心弦、感人肺腑、发人深思、催人奋进，也就是要触动人、感动人、惊动人、行动人。”他强调，诗歌或说文学最后都要催人奋进，给予人们生活的希望和动力。

由爱与美进入生活与诗歌

近年来，《献给母亲》《摆渡人》等诗歌在网络上热传，好评如潮，让更多的人认识了黄惠波这位向来低调且自甘处于文坛“边缘”的诗人。在“秋之恋”黄惠波诗歌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黄惠波的诗歌创作展开解读。该研讨会由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原院长、教授赵松元主持。

研讨会上，韩山师范学院副校长黄景忠认为，黄惠波的诗歌具有悲悯的特质。但在他的理解中，这种悲悯不是指道德方面的，而是一种伦理的力量。他尤其被《我不在乎宇宙和世界》等诗所感动。“一个诗人应该敞开自我，他的生命应该跟别人的生命关联在一起，这是一个诗人最重要的东西。有的人谈到悲悯是高高在上的，但那不是同情弱者，有时我觉得当知识分子在文学里面表达道德高地，反而有点苍白。在黄惠波早期的诗歌中，能打动我的就是一种伦理的力量——我的生命跟别人的生命互相关联。”

黄景忠指出，在黄惠波后来的诗歌中，从抒情转向对话，更多体现了诗之思。也就是说，他后来的诗歌已经从前期现实的空间中超越出来，转向跟历史、自然、自我精神对话，又在这样的对话中思考自我的精神存在。“这是一种思考，不是抒情。黄惠波把人和世界相遇的非常复杂的感情、思考用一种诗性的语言凝构成画面情景。”黄景忠认为，黄惠波的诗歌同时存在着现实空间和诗性空间，因为有现实空间，体现了他能够很好地处理现实，承担现实，而又因为有诗性空间，所以他的诗歌具有美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黄惠波的诗歌生命永远是敞开的。”黄景忠说。

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周录祥称黄惠波写的都是“从心中流出来的诗”，尤其诗中那些对故乡、对亲人的深情回眸，特别能打动人，引起共鸣。

深圳市作家协会秘书长赵靖用“正直、善良并富有浓浓的悲悯情怀与意蕴”评价黄惠波其人其诗。她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黄惠波随时随地都能为诗歌独辟一隅，他的精神家园守望的就是一份他骨子里对诗的热爱与虔诚。”

深圳市龙岗区文联主席张奇也高度肯定了黄惠波的诗歌创作成就。在文学评论家、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徐肖楠看来，黄惠波的诗歌是光明诗歌，其意义在于将浩荡气魄与个性诗意相融合，要构建诗意高贵和生命大气。他的诗歌的价值不简单在于体现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价值，也不简单在于反映了一时现实，而在于最终对生活美好有引导力量。

“由爱与美进入生活与诗歌，黄惠波的诗歌构建了与现实直接融合的诗意之美，在与现实贴得很近的零距离中，诗歌把所经历的生活演化为一种更高的理想主义生存，由此产生了直觉性意象以及相关的意象化现实，产生了美学化生命直觉和美学化诗歌性情，由性情风骨所产生的诗意情趣使诗歌流荡性情特色的生存气概与诗意气概，这种风格性气概与普遍生活精神、与黄惠波自己的生活精神融合在一起，与关注人类命运的情怀融为一体，包含着家国情怀、家园理想和故园情思，它们共同表达了生存依恋。”徐肖楠说。

《湘江文艺》编辑冯祉艾则从直接经验角度谈黄惠波的诗歌创作。她表示，由于在基层中工作了二十多年，黄惠波的创作在自我的情感表达之外，往往更多了一层对生活的真实体察与直接感悟。他坚信文学的创造力和塑造力，并试图借助自己的作品去表达更多纯粹的情感，以成就传达爱与美的天然使命。正是在这样的直接经验之下，黄惠波的诗集比当代大多数诗人更多了所见所感的切实体会，在感知的前提下挖掘到主观情绪，并将这种主观情绪化为灵性的叙述，因而，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哲理诗，黄惠波的诗集都传达出了作者充实的人生经验和精神愉悦。

“秋”是解密诗歌的核心意象

黄惠波对秋天情有独钟，“秋”是他的诗歌核心意象，也在他的生命中富有独特内涵。至今他已出版六本诗集，皆以“秋”命名，包括《禾火集》《知秋集》《三秋集》《秋问集》《秋路集》和《秋草集》，其中《禾火集》已出版英译本。“这种持续聚焦的书写，以不断的激发，探索着最为稳健的诗歌方式。这些年，黄惠波没有把秋写尽，反之，将秋写宽了写深了。我们看到一个越来越丰富的秋思世界，万物万象都可以融入其中。‘我们从来没有进入秋天’带来的思考，使读者重新认识秋的本质、秋的蕴含，秋所延展出来的无限可能的思想空间。”诗人、《红棉》杂志副主编阮雪芳表示，黄惠波的诗歌精神接通传统源流，语言简洁，文字通透，他的心性明澈，胸襟坦荡，人品与文品相融，以抒写宕开世间万象，极尽秋思情致。他说，“秋天是我唯一的宗教／只有它更接近善良和悲悯”，在通向黄惠波的诗意世界里，“秋”意象的显著特征使他与其他诗人迥然有别。

《花城》杂志编辑部副主任、作家陈崇正则从黄惠波诗歌中的四季与乡愁切入谈论。他指出，秋天为黄惠波提供了一种整体性，让他可以形成诗歌的四季。“秋天作为一种时间如何制造诗意呢？秋天什么都不用制造，它本身就代表着诗意，这是诗人对季节的选择和占领。”陈崇正认为，选择了秋天，则离不开土地，也离不开乡愁。乡愁与土地作为诗歌看不见的地基。黄惠波诗歌中存在显性与隐性的乡愁。显性的乡愁体现了具体的故乡风物，而隐形的乡愁，则是在对时间的追问中，他一次次返回了故乡。“很多诗人是以具体的地域和题材作为诗歌的写作主体，而黄惠波的诗歌世界是整一个秋天。所以，黄惠波的诗歌，是虚与实的统一，是生活与诗意的统一，是天空与土地的统一。”

秋空澄澈，秋色斑斓，正如人生之秋的成熟与丰富。诗人、诗歌评论家林馥娜评价道：“这秋也是禾草所燃起的火堆，以光芒照亮生命，用灰烬养护厚土。”她认为，黄惠波就在俯仰之间——“尘世纵有万般苦／我只珍藏半缕情思／遥望日月星辰／俯首柴米油盐”（《让我悄然存在》），在沉入与逸出之间吟诵生活之美。即使是暮秋，他笔下也没有悲秋之凉薄或萧瑟，而是“秋老虎”的颜色。“你说你的生命没有冬季只有暮秋／那么暮秋应该是什么颜色呢／２０１８　年的第一缕阳光告诉我／暮秋，那是老虎的颜色”（《２０１８　年的第一缕阳光告诉我》）林馥娜解释说：“‘秋老虎’是返季节而来的猛虎，黄惠波用诗为自己树立着猛虎般强大的魄力；以尼采所说的‘强大的创造意志’，来加强和引领自己与他人面对复杂生活现场的信心与底气，并赋予生活以意义，成就生命的壮美秋景。”

抒情的持久性显示出深沉思考

理解黄惠波的诗歌，“抒情”是其中一个无法绕开的关键词。在文学评论家、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伍明春看来，黄惠波的诗歌具有浓厚的抒情气质。“他书写题材多样，面对山河放歌，面对故园抒怀，一种在当代诗中渐失踪迹的浪漫主义抒情传统在他的诗歌中得以复活。同时，他的诗歌也具有一种深沉的哲理思索，他的诗在抒情与沉思、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获得了很大的张力。”

作家王威廉指出，当代诗歌有一种反浪漫、反抒情的现象。现代生活在压抑人类的情感，人的抒情主体变得内敛，从而一方面诗写得越来越晦涩，一方面诗写的越来越平实，甚至出现了口语诗的流行。而黄惠波的诗歌上承古典，下接现实，尤其展现了巨型都市压抑下的抒情主体。“即兴创作是他的诗歌一个很大的特点，他关注人跟世界此时此刻的关系。这在激活一个生命的内在主体。当他面对大自然时，他的情感得到了更大的抒发，那种抒情的持久性显示出他的深沉思考，并赋予诗以历史的哲思。”王威廉认为，在黄惠波的诗歌中，他通常让现实的“我”置于本我之间，他的诗既能“抒”又能“思”，呈现了一种独特的品质。

“黄惠波所写的，大多是从抒情诗开始的，能感觉到普希金、叶赛宁等俄罗斯诗人的传统在他身上延续。”在《青年文学》主编张菁眼中，黄惠波生活阅历丰富，也是一位天生敏感的诗人，他在诗歌中找到了自由。在诗歌中呼吸，也在诗歌中真实。他始终带着一颗诗的心，用诗人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记录下内心一瞬间爆发的灵感和感动，更重要的是，他有着一种诗人的使命感的自觉。

在阅读黄惠波诗歌的过程中，张菁发现他的诗歌既有现代都市文明的反思，对传统乡土文明的向往，又有对时间、宇宙的反思，以及对人生在宇宙之间渺小、孤独的反思。“黄惠波让自己一直处于敏感和柔软中，让自己的内心充满弹性。他在充分地感受、思考和表达，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去感觉。他在诗歌中找到‘真正的我’。”张菁表示，长期基层工作的积淀，以及对世间万事万物有自己的思考，最终成为黄惠波对生命细节的捕捉、对世界的感叹和对诗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他的诗歌平和深邃不故作玄虚，诚恳自尊又触动人心。卡尔维诺说，诗要写的像鸟一样轻，但不要像鸟的羽毛一样轻。黄惠波在诗歌中完成了他的飞翔。”

同样，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李彬认为，黄惠波的诗歌写作不需要任何理由，更不是为了所谓的“听将令”，只是服从内心的召唤。出于诗歌的自觉精神，诗人在诗歌的空间腾挪自如。

把自己的根系扎到现实土壤里

在《禾火集》序言《十五年和三十年》中，黄惠波说到：“闪念之间，情感引发出来的诗之思就像我们身上的血液一样，你不需要控制它，它自然就会流动。对我来说，基层就是沃土，只要脚踏实地，自然就有诗。”

中山大学中文系特聘研究员杨丹丹指出，在黄惠波的视域中，诗歌处理的不仅仅是文学内面的问题，而是牵扯出文学背面的悬而未决的现实社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呈现出公共性、群体性、地方性和个体性的交融状态，是不断变换、衍生和延展的难以辨识和抓牢的“硬问题”。因此，知识文化、地方、政治、历史、传统、现代、时间、西方、世界、中国、等一系列“硬问题”不断出现在他的诗歌中。或者说，他的诗歌为“硬问题”配置了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尤为关键的是，他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躲闪开繁复的诗歌理论缠绕，把干瘪的诗歌理论放置在精妙的作家体验、文本实践和历史还原中，从而让问题、理论和文本都变得鲜活而丰盈。也因而，现实、世界、历史、时代、社会和个人在他的诗歌中再次复活。

杨丹丹还认为，黄惠波在他的诗歌呈现出来的“软对话”方法和不确定性在表象上关涉的是诗歌及其相关知识本身，但在内里上指向的是自我主体塑造的路径和伦理，在诗歌中窥见时隐时现的自我，并被认识自我所震惊。这种自我主体的塑造不是即刻完成，而是在诗歌营造的世界中，不断发现现实和人心，不断调整和修正自我。

诗人、文学评论家许泽平也发现，在黄惠波诸多书写底层百姓生活现场的诗作中，诗人的抒情让位于叙事，在《雨后探民宅》《天桥底下的露宿者》等一系列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中，他把自己的根系扎到现实的土壤里，与底层的人们同呼吸共命运，以一种切身之痛，来书都市的边缘人和零余者，以一种关切的语调，深入到时代的脉搏之中。

“我常读黄惠波之诗而想见其为人，一个热烈吟诵歌哭随心如赤子之人，如何切换出一种冷静从容的模式，于错综复杂千头万绪一团乱麻的现实中梳理出一条提纲挈领的红线，从而纲举目张，游刃有余呢？”韩山师范学院诗歌创研中心主任、中文系副教授陈培浩立足于冷与热的诗学辩证，谈论黄惠波诗歌的主体诗学。所谓“热”是生命的燃烧，是主体情感和精神能量的迸发；“冷”则是主体保持更好观察世界的有效距离。因此，唯有处理好冷热关系的生命，才有可能形成主体精神的张力系统。陈培浩认为，黄惠波的诗歌巧妙地处理了冷／热关系而逼近了一种带有理想性和英雄性的主体诗学。“在黄惠波这里，诗的修炼便是人生的修炼；先成人而后成诗，诗／人合一的境界，对在孤僻的语言险境中走得太远的当代诗歌来说，或有另一种启发。”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系列活动结束之际，黄惠波意味深长地特别引用了作家沈从文的两句诗：“能得着怀有秋意的感伤者同情／它是有福了。”他坦言自己就是那个“有福之人”。他说，自己所理解的“怀有秋意的感伤”，不是世俗的感伤，而是悲悯的、慈悲的、理性的、智性的，甚至几乎是圣哲的一种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