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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了解到：从２００７年开始启动的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已近尾声，迄今全国２７６０家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超过３６０万叶古籍得到修复。

天津是一座有着６００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文化古籍资源丰富，这些重要的文明成果承载着天津地区丰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在全国古籍普查工作过程中，有些“遁世”已久的古籍重新“现身”，也有些“命悬一线”的古籍“失而复得”。在古籍普查工作者眼中，“书卷多情似故人”，而他们也时刻把“不教书林有遗珠”的责任放在心中。设在天津图书馆的古籍保护中心专门负责市属单位的古籍普查和保护工作，津门古籍的“发现之旅”从这里开始。

（一）天津地区古籍普查数量统计：２１家单位和个人共收藏古籍６０２９６部

天津市图书馆研究馆员张磊从事古籍工作已经二十多年，她是此次普查工作的业务骨干。她介绍，过去许多收藏单位往往是以书籍形式为标准区分古籍与非古籍，所以原馆藏目录中间杂有民国、西学等文献，不能获得一个准确的数量。

张磊表示，长期以来“古籍”的概念一直没有明确界定，随着古籍保护工作的不断推动，学界对“古籍”的概念逐步确定，普查登记的范围也随之确定。古籍编目标准化进程很快，表现在著录规则的制定上参考了国际标准，同时编目环境发生了变化，由人工编目改为计算机编目，这些变化对古籍著录规范化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原馆藏目录在著录事项、著录格式上不能满足现代编目的需求，补充著录事项、规范著录格式，形成标准的规范款目十分必要，古籍普查登记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

根据天津地区古籍普查数量统计，参加普查的单位和个人共２１家，收藏古籍数量共计６０２９６部。张磊表示，普查登记工作具体包括普查和登记。普查是对原书进行核查，这个环节要求每一个普查人员一定要“目验原藏”，所谓“目验原藏”就是一定要提取原书，根据登记要求的项目逐项核实，对核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详细记录。

（二）古籍普查内容包括：索书号、题名卷数、著者（含著作方式）、版本、册数及存缺卷数

普查的主要内容是发现问题、记录问题的过程。普查的内容包括索书号、题名卷数、著者（含著作方式）、版本、册数及存缺卷数六大项，天津图书馆的扩展项目有批校题跋、版式。重点在于补充、完善和订正原馆藏目录中的著录事项。张磊介绍，古籍编目是目录学和版本学的综合运用，在普查过程中哪些事项需要补充、哪些事项需要更改都要作出全面、详细的记录，这个选择确定的过程就是普查人员专业知识综合运用的过程。

登记是将普查结果依据一定的规则记录在“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平台”上。这个平台是由国家保护中心建立，将每一部记录在案的古籍自动生成一个标识号──“古籍普查登记编号”，原则上每一种书对应一个“古籍普查登记编号”，因此普查登记编号具有唯一性，如同人类的身份证号，一个号码只对应一部古籍，反映一部古籍的基本情况，如书名、著者、版本、存藏情况，如破损程度、残缺补配、批校题跋等。

登记并不是将普查中记录的问题单纯地过录到数据平台上，在记录之前必须经过进一步的查考，一般是通过书目核查以确定记录的准确性。书目核查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工作环节，特别是更改原著录的著者、出版时间、出版者这些重要著录项目时，必须多方核查。

张磊表示，“虽然记录内容出于原书，但是有可能并不全面，甚至是失误，如影印本将原刻本的雕刻年代作为出版年著录，在成员馆的数据中这个问题比较多；书商将残书冒充完整本造成卷数错误等，所以我们在记录之前必须要经过书目核查这一步。通过核查，如果问题不能确定，我们会再进次进库提书进行核实，直到把问题弄清楚。我们尊重前辈的工作成果，如果有非改不可的地方，一定要慎重，要多方查考，证据确凿才可以更改。在日常工作中，我们把对文献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分析、选择并按照一定的格式进行记录的过程称为著录。”

（三）规范古籍著录，让“户口档案”更清晰准确

登记工作内容归纳起来包括补充完善、订正和规范三方面。补充完善主要是其他责任者的补充。比如《史记》，读者通常只知道作者是汉代司马迁，但是在《史记》流传过程中，南朝宋裴骃《集解》八十卷，唐司马贞《索隐》三十卷，唐张守节《正义》三十卷，这三个注释本是对《史记》非常有影响的注本，俗称“三家注”本。张磊表示，“我们现在读的《史记》是在‘三家注’本的基础上整理的，因此裴骃、司马贞、张守节这三位著者，如果原书中在作者位置出现，我们在著录中是不应该省略的。”

张磊表示，规范问题是目前古籍著录中问题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一方面是古籍图书本身有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由于古籍图书产生时代久远，一种书往往有多种版本，生产过程是以手工制作形成的，所以每一种版本形成自己独特的版本特征。在长时间的流通过程中出现散失、残损，读者阅读过程中形成的批校、题跋等情况，都对编目中客观著录产生直接影响。张磊说：“规范包括著录用字的规范、书名、著者和著录格式的规范几方面。古籍著录要求以规范的繁体字作为著录用字，现在使用的是简体字，著录时并不是将所有的简体字简单地转化为繁体字，在古汉语中简、繁二体的含义不同，比如‘范’字，‘范仲淹’，在作为姓氏时属于专有名词不能随意转换，如《贰臣传》不可著录为《二臣传》。”此外，书名要规范，比如《红楼梦》又名《石头记》，因此在以《石头记》为题名进行客观著录时，要同时标注出通用题名《红楼梦》，这样读者在检索时不会出现漏检问题。

另外，著者姓名要规范。古籍著者姓名题署往往连同籍贯、郡望、职官、字号等内容一并题写，著录要求是“著者姓名以通用真实姓名著录，除著者以字号行世者外，一般不取字号别称。”所以关键是考订真实姓名。张磊表示，他们也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同一人因为避讳而改名，这种情况既是难点也是规则中的盲点。比如如清代王士禛（别号渔洋山人），在他死后，因避雍正帝（胤禛）讳，诏命改称“士正”，乾隆间又赐名“士祯”，在卷端题署中“士禛”“士正”“士祯”都有出现。陈宏谋，原名弘谋，晚年因避乾隆（弘历）讳，改为“宏谋”，情况也是如此，究竟哪一个是“通用真实姓名”？在普登《汉文古籍著录规则》没有相应条款的情况下，他们参考《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相关规定达成共识，王士禛属于身后避讳，应以原名“王士禛”著录；陈弘谋属于生前更名，应以新名“陈宏谋”著录。

规范著录需要借助《著录规则》和各种工具书，工具书种类繁多，每一位工作人员同一问题借助的工具书也可能并不相同，《中国历史年代表》是每一位编目人员手边必备的工具书，其他常用的还包括《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中国人名大辞典》《进士题名录》《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专业工具书《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宗教大辞典》《佛学大辞典》等，还包括书志、历代公、私藏书目录。张磊表示，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为编目带来了许多便利，工具书的使用已经逐渐减少，但是网络检索并不能完全替代工具书，一些专业性的问题建议用工具书进行复核。

天津图书馆施行古籍计算机编目起步早，大概在２００２年已开始编制电子数据，因此直接对原数据进行修改，形成规范普查登记数据。普查工作就在书库中进行，一辆上书用的推车就是普查人员的活动工作台。每位工作人员，手持工作底本，按照书库藏书的排架顺序，进入书库中，逐一取书核校书目数据。张磊说：“为了减少进出书库的麻烦，水也尽量少喝，除了中午吃饭休息，往往是一站就是一整天。书库是一个封闭的环境，空气不流通，古籍图书年代久远，工作中难免会吸附一些灰尘或其他杂质，一些同事出现了过敏反应。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大家默默地克服各种困难。”

（四）天津藏书环境好，此次普查发现了不少成果和亮点

历史上，天津藏书环境好，一是具备书源市场，各地书友，尤其是山东、北京、河北等天津周边省份和地区的书友，知道天津这个地方可以接受分量重、书价高的善本古籍，纷纷来津交流自己手中的孤本秘籍。另外，古书内容浩博，经史子集四部无所不包，一部古籍在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刻艺术等方面的价值如何，十分考究识书眼力。比如，早年天津古籍书店张振铎经理在旧纸堆里检出惊人秘籍宋版《周昙咏史诗》。天津市场书源不断，那些具有过人眼力、囊有余钱的藏家如鱼得水，购藏善本，由此造就了一批在全国赫赫有名的藏书大家。

周叔弢先生是一位名重海内外的藏书大家，他的藏书继承了我国传统藏书的路子，选格极高，均具“五好标准”，数百部宋椠元刊、稿抄校本捐献政府，成为了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２００余卷敦煌经卷，捐赠天津博物馆；数万册清刻及活字印本古籍，捐赠天津图书馆。此外，任凤苞先生捐献明清地方志、徐世章先生捐献明清内府刻本、周绍良先生捐献明清小说等。这些都极大地充实了各馆藏书并提升馆藏文献价值。以天津图书馆为例，现有古籍５４万册，成为全国十大古籍收藏馆之一，也是全市最大一家古籍收藏单位。另外，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天津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是全国范围内首部普查登记目录。

除了公共图书馆外，天津高校图书馆古籍藏书在此次普查中也着实令人瞩目。在天津高校图书馆中，南开大学图书馆收藏古籍数量为１１１３４部。南开大学图书馆的线装文献，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天津地区高等院校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并出版了《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另外，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书籍线装书１万余种，１５万余册；其中明清古籍近６０００种，８万余册；善本古籍１２００余种，１万余册。数百种古籍被列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另外，此次普查发现了不少成果和亮点。天津博物馆２００４年由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合并而成。天津博物馆收藏历史文献２０万册，其中隋唐时期写本多达３００余卷，大部分是由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和张叔诚先生捐赠，成为此次普查成果亮点之一。周叔弢、张叔诚捐献的敦煌遗书，不仅保存完好，还多是首尾完整的全卷，特别珍贵的是，其中有的是孤本，有的注有年款和出处。馆藏敦煌遗书中，除大量佛经外，还有俗文学、文书、民族文字和道教的一些经卷，其对佛学、古敦煌的历史和文化以及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另外，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是天津最大的一所医学专业图书馆，收藏医学类古籍１８６８部。该馆经过数十年的搜集整理及接受部分已故老中医捐赠，图书馆的中医古籍已形成丰富多彩的藏书特色，在华北地区占有重要地位。此外，除了独立完成此次普查工作外，还在市政府协调下组织全市收藏医学古籍的天津市医学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图书馆、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天津大学图书馆等图书馆，联合编辑完成《天津市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这部医学古籍专题书目，是此次全市古籍普查工作取得的又一个成果。

（五）天津率先完成了《中华古籍总目·天津卷》的编纂工作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首要任务，通过普查形成《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形成全国古籍的一份“固定资产账目”，为古籍保护、研究和利用提供重要依据。《中华古籍总目》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重要内容和最终成果。它采取按地区分卷编辑、统一出版的形式，２０１８年在全国率先完成了《中华古籍总目·天津卷》的编纂工作。《中华古籍总目·天津卷》收录１００余万册古籍，数量巨大，情况复杂。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将其按部类分为经、史、子、集和类丛部五大类，针对部分类目收书多的情况，将地理方志类、宗教佛教类及小说类析出。天津地区古籍普查登记成果，为《中华古籍总目·天津卷》提供了物质基础，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水准和科研价值。

按计划，全国的古籍普查工作将在今年基本完成。记者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了解到，截至去年底，全国古籍普查完成总量达２７０余万部１．８万函，已占预计总量的９０％以上。全国已有２７６０家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古籍修复总量超过３６０万叶。而古籍普查的成果也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分享给公众，“中华古籍资源库”发布资源总量超过３．３万部１５００余万叶，国家图书馆超过２／３的善本古籍已实现在线阅览。（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