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苏洵就要过27岁生日了。27岁之前的他虽然称不上“游手好闲”,但也绝对是安于“舒适圈”的那类人。
这些年来,苏洵游山玩水,广结文人墨客,“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从没为柴米油盐烦恼过,也没有被“职场”的勾心斗角折磨过,似乎把大部分人“环游世界”的梦想都实现了。
但在这个相当于现代40岁年龄的坎上,苏洵突然觉得有点郁郁寡欢。
此时的他,除了写点小诗小词博得大家茶余饭后的喝彩之外,再没有一点功名利禄加持,这多少显得不够“硬核”。
在27岁这年,苏洵突然幡然醒悟,开启“逆袭之旅”,从“高龄顽主”成为“超级陪读”,接着培养出两个极其出色的儿子,成功坐上“最牛老爸”宝座。
27岁那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苏洵彻底换了个人,从纵情山水玩乐转身投入到知识的海洋,并且在千年后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
其中一件便是母亲去世。苏洵的父母给了他足够的精神与物质保护,如果说以前苏洵还是在父母长兄庇护下的幺子,那么母亲的离世让苏洵真正意义上长大了,开始思考前途与“饭碗”。
第二件事就是妻子的鼓励与支持。当时的苏洵成家已近十年,孩子都生了几个,“脱产学习”放在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人身上似乎有些不务正业。
可是苏洵的妻子程氏很坚定地对他说,其实我很早就想让你发奋读书了,但是如果是因为别人的要求而读书,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志向,那么家里的事情交给我好了,你就安心读书去吧。
有了自省,又有妻子的支持,苏洵开始放心大胆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这个年纪开始读书,与少年时被父母、老师管教的“填鸭式”读书有所不同,苏洵重新捡起学问,便有很强的规划及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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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三省自身:为什么读书?应该读什么书?怎样读书?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明确的目标让苏洵有了排除万难的决心与恒心。
但是说来也奇怪,尽管苏洵刻苦读书并能融会贯通,可接连考了几次,都是名落孙山。十年之间,他科举考试和制科考试都尝试过,全部自信而去失败而归。
为什么文章写得不错,却屡屡不得志?苏洵没想明白的问题,千年后的学者帮他总结了。
他的文章结构巧妙,浑厚通达,不晦涩,明白充实。然而宋代的科举考试,考的是“声律记问之书”,要考诗词歌赋,写有韵之文,需要死记硬背,这些苏洵都不擅长,这一类的书他也不爱读。
他考试的那些年,文坛主要流行的便是这种文体文风,努力的方向错了,自然到达不了终点。
多次失败之后,他愤然将所有写过的文章一把火焚了,不再为考试而读书写作,而是自由地翱翔于书海之中,为自己而读,为解决问题而读,而不是为了考试而读。
他从孔孟经典中吸取精华,逐渐积累成自己的知识,《权书》《衡论》《几策》等都出自他闭门苦读的十几年间。千年后之后,那些与他同期的文人也未必有他知名,未必有他在文学史上的造诣高、影响深。
在苏洵发奋读书的第二年(公元1037年),苏轼出生,时隔两年(公元1039年)苏辙出生。
苏洵经过了二十年古板的科举考试,又转向自由的思考和读书,他太了解一个人应该读什么书,怎么读书,读书的方向是什么。
所以他在教育两个孩子的时候,目标已经很明确了,不是为了应试教育而读,而是为了自由思考、开阔眼界、丰富阅历而读。
苏轼在海南流放时,某日做了一个“噩梦”,梦到父亲第二天要给他考试,背诵《春秋》。苏轼忽然想起来自己连一半都没背诵完,突然吓醒了,就觉得自己像挂在钩子上的鱼,“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始及桓庄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
可见苏洵对苏轼兄弟二人的管教甚是严格,但是不同于其他父母总将教育孩子的希望寄托于老师、课外班等外部因素,苏洵成为“超级陪读”,更多地是与两个儿子一同学习,一同讨论国家大事,讨论兴废成败的动因。在文章方面,也早已脱离“一件小事”这样的叙述文,而是转向更高阶的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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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们读到当朝大臣富弼的一篇文章《使北语录》,这篇文章是在北宋受到辽国侵略的背景下,富弼写给辽国君主的。文中阐述了战争是一件耗时耗力耗财的行为,凡是鼓励你打仗的人,肯定是因为战争对他个人有利,但对国家却是有害的。
讲到这里,苏洵突然问苏轼,古人有没有类似的观点?苏轼脑子转得很快,立即答道,汉武帝的时候有个大臣叫严安,他规劝汉武帝不应该出使匈奴,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苏轼认为,严安虽然也说到了这个道理,但是并没有富弼说得那么透彻。
当时苏轼才十几岁,便有这样的见解,跟苏洵平日里与他们讨论国家战略问题的教育方式是分不开的,更离不开经史百家之书的阅读。
理解并尊重孩子,是苏洵能够步步引导他们的原因。
小孩子天性爱玩,苏洵并不制止两兄弟的贪玩。
苏轼十二岁时,与弟弟苏辙在宅院里,挖出一个“异石”,“如鱼,肤温莹,作浅碧色。表里皆细银星,扣之铿然。”苏轼想把它做成砚台,拿着石头去找父亲。苏洵并没有责怪他们凿地玩耍不学习,也没有否定那只是一块破石头,而是夸奖他们挖到了一块天砚,只是形状没长好,“是天砚也,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耳。”而且还跟苏轼说,这是上天对你好好读书的肯定,“是文字之祥”。
不仅如此,苏洵还根据砚台的形状,亲手雕刻了一个小木箱子,苏轼一直随身收藏不肯丢弃,“其匣虽不工,乃先君手刻其受砚处,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在益州知州张方平的引荐下,苏洵带着苏轼和苏辙踏上了进京赶考之路。有了贵人的引荐,苏洵得把握机会啊,不为自己升官发财也得为儿子铺好道路,于是在京城里他几乎没闲下来过,忙不迭给各位朝廷大臣和文坛主流们写信写文章,先谈自己对对方的仰慕,后谈对时局政治的认识,那叫一个通透,再加上两个儿子的双双中举,父子三人在京城里可谓是名声大噪,风光一时。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苏氏父子能够跻身唐宋散文八大家,苏轼更是以多才多艺成为代表宋代文化的“符号”,成为中国文坛几乎无人超越的巨子,反映出苏家注重综合才艺培养的家教特色。
苏洵不仅教育孩子独立思考,更注重品德的培养。他深知两个儿子的脾气性格,苏轼热情奔放,苏辙则沉静恬淡。于是给两个儿子分别取名“轼”“辙”,“轼”指的是古代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辙” 是车马行驶而过留下的车辙,希望他们做重要的事,为低调的人,寄托了对儿子的希望和告诫。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苏洵还喜欢带着两儿子到处游山玩水。嘉祐三年(公元1059年),苏洵带着苏轼、苏辙以及家眷从眉山舟行至嘉陵,父子三人将这些沿途的所见所闻写文记录下来,汇编成了《南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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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戎州(今宜宾)尤其给父子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地风景优美,地貌多样,更盛产一种多粮酿造的美酒“姚子雪曲”,父子三人看遍美景、喝遍美酒,好不惬意。苏轼还作了《戎州》《过宜宾见夷牢乱山》等诗歌,用“朦胧含高峰,晃荡射峭壁”的诗句表达对戎州的喜爱。而陪伴过三苏的“姚子雪曲”,其甘美醇厚的滋味令人尝之难忘,绵延传承至今,并因“集五粮之精华而成玉液”得名五粮液,如同苏洵影响深远、成绩斐然的教育理念,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如今,我们越来越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不惜花费重金求购学区房,就是为了让孩子上一个好学校,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可殊不知,家庭教育才是孩子的第一堂课。家人的言传身教,有时候比老师敲着黑板、声嘶力竭地强调知识点更容易被孩子所接受。
苏洵严以律己的示范作用,对苏轼、苏辙的人格与学识有着深远的影响。后人这样评价他们父子三人,“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虽然苏洵科举始终没中过,当官的理想也因为年纪等各种原因放弃,但是他在文学史上占据了不可或缺的位置。同时,牢牢盘踞“史上最强老爸”榜首,两个儿子中长子苏轼才华横溢,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名词,次子苏辙仕途顺利,官至相当于“副总理”的尚书令职位。
欧阳修曾这样评价苏洵的文章,“论议精于物理而善始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而后人则将苏洵的故事编入中国传统启蒙教材《三字经》,以“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来勉励后人。
作为史上“最强老爸”,苏洵的故事代代相传,成为大器晚成、家庭教育、文章写作的典范。
执笔:胡长虹
统筹:李耀威 闫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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