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向来有“得文献者得天下”之说。此言说起容易做起难。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是休眠于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故纸堆，尘埃堆积，相对无言，此间甘苦，此间孤寂，诚不足与为外人道也。

钻进故纸堆，仿若少林寺藏经阁的僧人，收集、整理文献，在网络广泛运用于科研的今天，这种学术积累不免有些迂腐、笨拙甚至过时。然而，这种最原始的学术工作，形成的往往是能填补一个领域空白的作品，比如这部《收官：中国文言小说的最后五十年》（下称“收官”）。

《收官》共分五章，“第一章清末民初文言小说的生存环境”“第二章清末民初的传统型文言小说”“第三章清末民初的新变型文言小说”“第四章小说的文章化：古文小说与骈文小说的兴盛”“第五章文言小说的终结与遗响”。

《收官》所提到的文言小说的最后五十年，起止时间为１８７２—１９２１年。１８７２年，申报馆在上海成立，并刊载文言小说。１９２１年，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小说月报》改版，文言小说至此退出历史舞台。《收官》至少在三个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填补空白之作”。

首先，是学术本身意义上的空白。根据作者的文献综述，文言小说走完最后的五十年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或颇为粗略，尚处于酝酿和起步阶段；或为跨度很大的通史，清末民初文言小说的整体风貌难以在这类体裁史中得到具体的呈现；或关注单一文体（如骈文小说），或仅限于传统型文言小说的单行本，清末民初古文小说的发展概貌及当时文言小说的整体变迁未得以呈现。而《收官》则基于更全面的文献钩沉以及对文言小说合理的界定和分类，对当时的文言小说进行全面、深入、系统化的观照，并整合相关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清末民初文言小说发展变迁的整体态势和风貌。

其次，提供了我们重新观察清末民初时期社会思潮的一面重要镜子。且举两例。王韬是晚清政论家，曾出访欧陆诸国，写就中国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弢园文录外编》。《收官》专辟１０页，论述王韬作为文言小说家的重要性。在《淞隐漫录·自序》中，王韬谈及：“诚壹哀痛憔悴婉笃芬芳悱恻之怀，一寓之于书而已。求之于中国不得，则求之于遐陬绝峤，异域荒裔；求之于并世之人而不得，则上溯之亘古以前，下极之千载以后；求之于同类同体之人而不得，则求之于鬼狐仙佛、草木鸟兽。昔者屈原穷于左徒，则寄其哀思于美人香草；庄周穷于漆园吏，则以荒唐之词鸣；东方曼倩穷于滑稽，则《十洲》《洞冥》诸记出焉。”此论表明，虽然《淞隐漫录》被归为“聊斋仿作”，但结合清末国事蜩螗的社会现实，我们可以看到，《淞隐漫录》不是抒发传统读书人郁郁不得志的旧调重弹，而是对国家未来的担忧和无法排遣此种情怀的自我宽慰。

第二个例子是小说家浪子的《回首》，发表于《小说月报》１９１５年第６卷第１号。《回首》是作者浪子回忆自己早年生活经历的小说，被归为自叙传。小说有这样一段描写：“鸡初鸣，母已起。以惜油故，不燃灯，暗中摸索梳头毕，始呼余起，‘新、新，起来’，余陡从梦中惊觉。……既出门，仰视空中，残月未堕，晨星犹繁，而迢迢广道，悄无人声，唯隐隐深巷，时闻犬吠而已。”这是浪子陪同母亲清晨出门购买棉花并担负回家的情节，文字朴素，虽是文言小说，一百余年前底层大众的生活心态，现在读来犹在眼前，颇有感染力。

最为重要的是《收官》的版本学价值。《清末民初稀见文言小说３０种叙录》，收录了学界现有文言小说书目或近代小说书目未著录、未被当代出版社影印或点校出版、专门研究者鲜少接触或未曾目睹的小说作品和版本，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和学术价值。比如，有一部清末小说《可怜虫》，即使一些非常资深的研究者都未能目睹此书，至于该书的内容，更是没有人说清楚。庄博士则在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市图书馆都有幸发现了此书，而且据此书的“庐山真面目”，更正了晚清小说研究名家阿英在其《晚清小说目》中的舛误。

从１９２１年文言小说终结算起，文言作为语言形式，已经被弃用近一个世纪之久。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文言以其他形式得以重生和延续；也相信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阅读的持续升温，清末民初文言小说这一史料宝库的价值，会越来越被当代社会认可并挖掘。同时，我们期待庄博士以“精修与安处之心”，续写新的“遗响”。

（作者：迟剑锋）

《收官：中国文言小说的最后五十年》

庄逸云　著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