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７《收获》创刊号和１９７９－１《收获》第二次复刊
副主编钟红明说，《收获》编辑部曾经做过一个策划案：从每年刊载的作品当中，选出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然后结集推出。这是另一种《收获》编年史，目的是从文学和社会的视角，来反映一个时代的演变过程。但是这个策划最终没有完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代表性的作品实在太多，实在无法“一网打尽”。
所以，当我们试图勾勒《收获》１９７８－２０１８这四十年的历程时，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能够呈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是一个太简写的简写本。
但这部分，面向每个普通的读者，面向你我共同的记忆。
我们的父辈，我们自己，都曾从这条路上走来。
１９７９年，“大墙”突破题材禁区
文稿寄出之前，临汾文联看过此稿的友人，就曾关爱地提示过我：“血色监狱故事太扎眼了，劝你不要寄给文学杂志，以免招来是非。”我虽然十分理解友人的好心，但性格决定了我还是走进邮局，将其寄往上海《收获》。——从维熙 其中篇《大墙下的红玉兰》载《收获》１９７９年第２期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之后，重新复刊的《收获》立刻把握住了时代脉搏。复刊第１期收录了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三部）、陈白尘《大风歌》等名家名作，特别显眼的是当时大热的“伤痕文学”作家刘心武最新短篇《等待决定》。
第１期只是初试啼声，１９７９年第２期因为刊载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中篇），直接将复刊不久的《收获》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如果说《班主任》《伤痕》还比较委婉，着重刻画的是特殊时代留在人们心灵上的伤痕，那么，１９５７年被错划为右派、经历了２０余年劳改劳教生活的从维熙，则首次将实实在在的牢狱生活和血色杀戮呈现给读者，这也是新中国第一部描写监狱的文学样本。
从维熙后来回忆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完成之后，就被朋友善意提醒可能会“招来是非”，但出于对巴金的信任，他还是寄给了上海《收获》。１９７８年底，从维熙收到编辑部来信，告知将于第２期发表，“事后得知，敢于拍板将其发表问世的，就是巴金老人。”
《大墙下的红玉兰》以突破“禁区”的勇气，开辟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新领域，并成为新时期中篇小说崛起的开端。而作为刊登这部作品的平台，《收获》要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尤其是政治压力，这当然需要更大的勇气。
这样的勇气，成就了《收获》的工作传统。刊载于１９８０年第１期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同样也曾引起轩然大波。名不见经传的张一弓基于对巴金和《收获》的信任，将这部饱含热泪的稿件投稿到上海，不到二十天就收到确认回信。二十多年之后，张一弓才得知当年的幕后故事：
有关部门不同意发表我的这篇小说，但巴金先生拍板，要发表这篇文章，后来还获得全国首届中篇小说奖。
１９８０年春，《收获》莫干山笔会：前排左是巴金，右是吴强
１９８１年，从维熙完成《远去的白帆》，被北京一家期刊拿走后又退还，认为该作是“在粪土中寻找黄金”。从维熙对到北京开会的巴金和李小林讲了此事，巴金随即请他拿来手稿，连夜看完，认为“小说不仅展示了历史的残酷，更展现了底层人苦难生活中的人性之美。不管别的刊物什么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遂拍板刊登于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在那个思想禁锢的坚冰尚未完全打破、人们普遍感觉“摸不准风向”、惧怕各种“运动”可能卷土重来的年代，《收获》以对文学品格的坚持，为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时代的到来鸣锣开道，迅速成为中国最受瞩目的文学期刊。
１９８２年，“人生”的两难抉择
今天想起来很可笑，当年却是胆战心惊，在风云诡谲中不知何时又陷入灭顶之灾。与我“共患难”的当然还有《收获》同仁，如果“运动”再来一次，《收获》的编辑一个也逃不掉，连锅端了。——张贤亮 其作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载《收获》１９８５年第５期
１９８０年代初期的文学写作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在《人到中年》（１９８０年第１期）、张洁《方舟》（１９８２年第２期）之后，路遥《人生》（１９８２年第３期）一出就引发争议，到了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１９８５年第５期），《收获》再次成为众矢之的。
《人生》中，高中毕业生高加林与农村姑娘巧珍相爱，却为了回城机会，转投城市姑娘黄亚萍的怀抱。高加林如同一个当代“陈世美”，遭到众多读者的控诉，而这正是作家路遥想看到的结果：
“四人帮”打倒后，出现了许多轰动的作品，我还不满足，这些只不过把原来的人物倒个个儿（好人成为坏人，坏人成为好人）。从艺术上来说，很简单，离文学比较远，我就想尝试一种挑战性的东西，让评论界分不清是好人还是坏人。
《人生》奠定了路遥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也激励了年轻人去重新思考“人生”。
著名导演贾樟柯曾回忆说：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个上中学的孩子。这么多年我看过很多作品，都对我的电影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反而是这本《人生》，它让我开始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思考我的人生。
钟红明分析说，１９８０年代之所以成为文学的黄金年代，是因为之前很多没有被注意、没有被反映的“冰山之下的东西”，在文学中有了非常多样化的表现：
有些作品今天看来非常一般，只能放在文学史的范围，去了解它当时为什么受到那么大的关注。但有些作品确实具有长期阅读的意义，像《人生》，它所扎根的土壤在当今中国还存在着，比如从乡土社会到城市社会，一个人想往上爬的欲望与现实制约之间的矛盾，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也延续了这个主题。路遥作品这几年的销量很高，因为读者还是会有共鸣。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引起比《人生》更大的争议。
整个年轻岁月都在劳改营度过的章永璘，直到３９岁才遇到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黄香久，但长年受压迫的经历，使自卑的他无法进行夫妻生活。直到一次抢险，章永璘以勇敢举动获得人们认可，也重新找回男人的尊严。但这时，他无法原谅妻子曾经的背叛，只能选择离婚。“世界上最可爱的是女人！但是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篇尾这几句话，一度广为流传。
程永新回忆，小说发表之后，激起了很多女作家不满，认为太不尊重女性。“这些声音传到了冰心耳朵里，她就打电话给巴金说，你要管一管《收获》了。当时《收获》上发的文章，巴金不是每篇都看，但既然冰心这么说，他就非常重视。
看完小说之后，他给李小林讲了个人意见，我后来看过李小林记录巴金原话的这张字条，大概意思是说小说确实有点‘黄’，但写得确实好，可发，我很清楚记得那个‘黄’字是打了引号的。”
１９８５年，内地重读张爱玲
忽然有一天翻上海的《收获》杂志，见到《倾城之恋》，读后纳闷了好几天，心想上海真是藏龙卧虎之地，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就如此惊人。心下惭愧自己当年刚发了一篇小说，这张爱玲不知如何冷笑呢。
——阿城 《闲话闲说》，张爱玲《倾城之恋》载《收获》１９８５年第３期
翻阅《收获》历年来的刊载目录，是一个不断令人惊叹的过程。比如《收获》１９７９年第５期就对台湾文坛做了介绍，选载聂华苓《台北一阁楼》、於梨华《傅家的儿女们》两部长篇，以及白先勇的短篇《游园惊梦》。在当时的时局之下，《收获》是最早介绍台湾作家作品的文学期刊之一。
周立民告诉晨报记者，１９７８年之后，港台地区包括海外的华文作家，纷纷来到内地进行交流，他们想要拜访的第一个作家，往往就是巴金。再加上巴金与各路文坛老人之间的交情，使得《收获》在约稿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１９８４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又进一步增加了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台港文学选刊》就在这一年创刊。这一时期的《收获》，也成了内地读者得以一窥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窗口。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将张爱玲重新带入内地视野。
虽然生于上海成名于上海，但在内地长时间的封闭之后，张爱玲的名字并不为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所知，张爱玲被阿城认为“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不足为奇。
１９７９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１９６１年出英文版）中文版在香港出版，夏志清对张爱玲的推崇引起了小范围学者的注意。１９８５年《收获》第３期首次开辟“文苑纵横”专栏，由评论家主持，第一个推出的就是张爱玲《倾城之恋》以及柯灵《遥寄张爱玲》。
在“文苑纵横”之后的“朝花夕拾”专栏，从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９０年，连续介绍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洪醒夫、李昂、三毛、陈映真、张大春、李黎、平路、朱天文、吴念真等多位海外作家的作品被介绍进来，并得到专业的引介。《收获》１９８７年第４期刊登三毛的《星石》时，内地的琼瑶三毛热还没有开始，可谓得风气之先。
周立民特别提到，有一次台湾作家李昂到巴金故居参观，指着巴老的照片对众人说了一句，她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想一想跟这位老人家还是大有关系的。李昂名作《杀夫》，载《收获》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１９８７年，先锋作家集体亮相
我有超过大概四分之三的小说，都是发表在这本杂志（指《收获》）上的。两个原因，一个是浪漫主义原因，《收获》在我心目中是中国最好的杂志，绝对没有任何杂志能与它相提并论。还有一个原因，很多小说，在那个时代，别的杂志根本就不可能发表。
——余华 作品《四月三日事件》载《收获》１９８７年第５期
在“反思”、“伤痕”文学风靡几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整个社会生活、精神面貌的变化，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中国文学迎来一波自发的“改革”：撇除时代背景加在文学身上的“革命说”和“意义说”，回归文学和人本身，探索更具时代感、更个性化的表现手法。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翻译小说开始进入内地。卡夫卡、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等的作品，都提供了世界现代文学多元表达的丰富经验。
莫言曾向媒体提及自己获悉马尔克斯去世的消息时，“我想起了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国作家几乎是集体阅读《百年孤独》的情景”：
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
《收获》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潮流。
继零散刊载马原、苏童、莫言等人的作品之后，１９８７年第５期、第６期，由程永新组稿，推出集结马原、洪峰、余华、苏童、格非、王朔等作品的年轻作家专号，即后来的“先锋专号”。第５期同时推出“实验文体”专栏，收入上海作家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还有实验戏剧家张献的剧本《屋里的猫头鹰》。
１９８６年１月２８日巴金寓所，记录他们的青春瞬间。前排左起：程乃珊、巴金、王小鹰；后排左起：宗福先、王安忆、陈继光、陈村、赵长天、赵丽宏
１９８７年第６期是《收获》创刊三十周年纪念号，把如此重要的平台让给先锋专号，可见《收获》对青年作家的重视。作家余华因凭借《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连续两期入选，从此声名大噪。在第６期刊载的《顽主》，是王朔的代表作之一。
虽然并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但《收获》连续两期推青年作家的做法，在文坛引起极大轰动。
程永新回忆说，当年很多人都在议论《收获》到底要干什么，“编辑部感受到了这种压力”。但这种压力并没有被传达到作者那里去。王朔曾提到《收获》编辑部的作风：
反正我的稿子寄去了，《收获》它不是来信说让你加个光明的尾巴
到《收获》时，我才开始感到一种写作的自由的快乐。
王朔的《动物凶猛》《你不是一个俗人》《我是你爸爸》后来都选择在《收获》发表。
１９８８年第６期《收获》继续推青年专号，刊载史铁生《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苏童《罂粟之家》、孙甘露《请女人猜谜》、马原《死亡的诗意》、余华《难逃劫数》、格非《青黄》以及扎西达娃和皮皮的小说。
在今天看来，“先锋专号”无意中也促成了文坛新生代的集体亮相，几代作家从此在这个平台上同台竞技。莫言、余华、苏童等人，已经成为今日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新的文学样式和审美趣味的探索，也影响到了第五代导演群体。
这些改革开放之后进入电影院校、看着文学期刊读完大学的电影工作者，纷纷从文学中汲取灵感。
张军钊《一个和八个》改编自郭小川长诗，张艺谋端出了莫言原著的《红高粱》和苏童原著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米家山改编了王朔的《顽主》，姜文最早也是从《收获》上看到王朔的《动物凶猛》，拿来改编成自己的导演成名作《阳光灿烂的日子》。
１９８８年，大文化散文成新热点
向老托尔斯泰学习，我也提倡“讲真话”。我说得明明白白：安徒生童话里的小孩分明看见皇帝陛下“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就老老实实地讲了出来。我说的“讲真话”就是这样简单，这里并没有高深的学问。
——巴金《向老托尔斯泰学习》，载《收获》１９９２年第１期
在先锋文学之后，《收获》积极开拓散文专栏，并呈现出了“学者散文”、“大文化散文”的新形态。１９９０年代中国散文的流行，可以说是从《收获》发酵的。
从１９８８年开始，余秋雨先后在《收获》开设“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天话语”专栏，《抱愧山西》《一个王朝的背影》《流放者的土地》《脆弱的都城》《苏东坡突围》等流行一时。
另一位作者李辉，１９９４年第１期开设“沧桑看云”专栏，一直到１９９６年第６期，连写１８期，其中写瞿秋白的《秋白茫茫》，写冯雪峰的《凝望雪峰》等，将读者熟悉的历史人物与详实的史料相结合，凸显大时代背景下的人物性格和命运走向，受到读者喜爱。
李辉另一引起广泛关注的专栏“封面中国”，从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上与中国有关的人物伸发开去，总共３０篇文章，历时５年，堪称一项浩大而极具意义的工程。
《收获》著名的散文专栏，还有阿城“常识与通识”、余华“边走边看”，以及众多名家撰稿的“百年上海”“河汉遥寄”“尘土京华梦”“亲历历史”“好说歹说”等。２０００年全年，《收获》推出备受瞩目的“走近鲁迅”专栏，从历史和当代两种视角，让读者重新认识鲁迅其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从１９８９年第２期起，《收获》推出长达数年的“人生采访”专栏。专栏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请名家“且说说我自己”，第二部分是他人眼中的名家——当然，这个撰稿的“他人”往往也已经是名家。
“人生采访”专栏为读者留下了众多当代文学名家难得的心声，钱谷融、施蛰存、贾植芳、曹禺、巴金、沙汀、王元化、徐中玉等都欣然提笔。
除了巴老提倡的“讲真话”，贾植芳在《且说说我自己》的“命题作文”最后那段至今读来，仍觉铿锵有力：
生命的历程，对我来说，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过程。我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还比较端正。
２０００年第１期《收获》的“人生采访”专栏，金庸交出自传体小说《月云》，这是金庸１９７２年封笔多年之后难得的出手。
作为许多专栏责任编辑的钟红明说，从１９９０年代开始，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一方面拥有了更为丰富多元的休闲娱乐方式，文学不再像１９８０年代那样动辄就能享受到全民瞩目的待遇；另一方面，因为外部冲击，人们又需要从传统文化、从历史深处汲取养分：
在所谓‘大文化散文’背后，是对历史和文化重新的、个性化的关照和打量。这种对个性化的需求愈演愈烈，一直延续至今。
１９９７年夏天，《收获》杂志社同仁与巴老在杭州
１９９０年代至今 中国当代文学的“半壁江山”
……又作了一次修改。感觉就像是一个老财迷，发现自己的钱袋里竟有这么多假币，扔了心疼，不扔又不行。删改到现在这样，觉得实在是不能再删改了，再删改老财迷的钱袋里就空了。我反复地看，眼花头疼，相信无论如何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史铁生 其首部长篇《务虚笔记》载《收获》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１９９０年代，《收获》的发行量从１９８０年代中期最高的１００多万册，骤降到了１０万册，再加上全球性的纸价飞涨，《收获》一度面临经营困境。
就在此时，很多国内知名的文学期刊都选择刊登商业广告，从包装到内容都积极迎合市场。
程永新直言，《收获》也曾想过做高档文具或汽车广告，这个想法提到巴金那里，被郑重驳回，“巴老的意思就是，如果要做广告，要满足客户的要求，编辑部就很难保持独立。再说，我们还没到过不下去的时候嘛。”
《收获》以对文学纯粹性的坚守，获得了作者和读者的大力支持。
１９９５年，已故作家史铁生完成个人第一部长篇《务虚笔记》，交给《收获》发表。而当时云南的文学期刊《大家》因为获得企业赞助，每年有个“红河小说”奖，奖金１０万元，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观的数字。
《大家》主编李巍听到史铁生有这样一部长篇，认为这个奖颁给史铁生比较合适，但史铁生表示稿子已经交给上海的《收获》了。李巍专程从云南飞到上海，希望《收获》和程永新能够“让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