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卢迈曾在北京电焊机厂工作。
刚进厂时,他的工资是38块。几个月后转正了,涨到42块,而厂长的工资是60多块。这是全国统一的工资标准。
生活水平低、待遇均等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人们穿着一样的蓝布衣服,在相似的环境里工作。拥有一辆自行车就是奢侈。
平均带来共同贫穷。卢迈至今仍记得一部时下当红电视剧中的情节:一个工人花148块钱买了一身毛料的衣服,遂被认定“被资本主义腐蚀了”。
“这是人们正常生活愿望呵,当时都作为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卢迈对镜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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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迈认为,从1956年到1976年,二十年间我国的工业有了基础,但整体效率太低、浪费太大:“它反映出来就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很低。”
不久后,在农村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被提上日程。
价格改革的双轨制、国企改革的“抓大放小”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行之有效做法和理念,都源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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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卢迈在北京经济学院(后并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获得经济学学位后,开始从事农村经济研究工作。
作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流通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卢迈亲身经历了改革决策全过程。
今天,亲历者卢迈将和我们聊聊国企改革初期,我们曾经面临的困惑。
1、国企改革前,企业采取的是怎样的生产方式?国有经济的问题体现在哪些方面?
卢迈观点摘录：
“国有经济问题在于它是集中策划的。当时我们的计划经济水平,和前苏联相比差很多。
计划经济又有两个问题。
其一,没有正向激励、没有足够监督。其二,市场信息不灵,不能反映市场真是需求。
改革前,国有企业能够完成生产任务,但质量没有保证。
就拿我所在的厂来说,我们需要的是硒钢板,但分给我们的是大钢筋、钢钉。这些材料在厂门口露天堆放,等着和别人换。”
2、农村改革完成后,处于困境中的城市该往哪个方向改?
卢迈观点摘录:
“改革过程中,人们开始逐渐思考什么样的发展方向更适合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中国特色。
中国根据自己的情况,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方法。陈云同志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大方向是调动大家积极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当时总结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现在看是很重要的。
在这个过程中要同时实现三个目标。
其一,国家要稳定,转型不能出现大的社会动乱;
第二要发展,更直接的说经济要有增长;
第三个是改革。
经济建设是中心,改革是重要推动力,稳定是重要社会条件。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最伟大的地方之一,就是很妥善的处理了三者之间关系,有时偏重这个,有时偏重那个,三者缺了哪个都不行。”
3、有了市场经济,但市场中的主体是谁、市场价格由谁决定?允许私有经济存在,是不是资本家剥削工人?
卢迈观点摘录:
“研究工作中,我和同事们发现,中国还有大量劳动力没有就业岗位,还有大量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在这个时候不允许企业发展、不允许他们赚取利润是不合适的。
然而,允许私有经济存在,是不是资本家剥削工人?
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困扰决策者的重要问题。
我认为,如果没有企业家,就没有创造,没有剩余价值的出现。
如果人们在旧的框架下考虑问题,一上来就马克思主义——也许他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就是剥削剩余价值,就希望把它掐掉(改革就很难推进)。
这是小平同志的最重要贡献。人们说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我看来他更多的是定海神针。
明确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明确初期阶段必须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对社会主义理论非常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列宁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中国已经破题。”
